为什么投资者的金融资产中股票所占比例小，说明这些投资者潜在的股票投资能力强？

1. 为什么投资者的金融资产中股票所占比例小，说明这些投资者潜在的股票投资能力强？

大部分在投资别的，那当然潜力大了。比如有100万钱，如果10万投资股票，还有90万干别的，那就是说有可能还有90万能进入股市，如果全部投入股市，那在股市投资的资本就增加到10倍，潜力大吧。如果一开始90万在股市，那最多只能增加10万，等于最多增加11%左右的投资资本。

2. 当储蓄与投资失衡时,政府如何通过外贸政策来调节国内总体均衡

我国制造业长期依赖出口，除了以前国家非常需要外汇外，我们的储蓄与投资严重失衡也是重要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国家的外贸政策反而刺激了投资和储蓄的失衡。我说的失衡不是说光储蓄不投资，而是投资主体单一（政府以及国有银行），以及投资方向狭窄（基建，地产）。

从以前的鼓励出口，加入世贸，到现在的与东盟、韩国成立自由贸易区、人民币国际化，国家的外贸政策是一致的，就是继续加强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是，由于我们习惯了以前赚快钱的时代，所以从外贸赚的钱又全部投资到地产、金融以及现在热炒的互联网概念上。造成已经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没有资金进行产业升级。所以，失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3. 投资，出口和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谁站主导地位？为什么？

　　从长远来看，消费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占据着绝对的、无可替代的主导地位。
　　看一下当今我国经济结构中投资、出口、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及其三者结构失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我国投资—出口—消费结构的变动
　　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在GDP中的比例逐渐下降。最终消费率在“一五”时期在75％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过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48．8％。同期，资本形成率从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净出口从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局面。
　　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由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三个部分构成。一定范围内的高储蓄、低消费能够促进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定限度的贸易顺差还能增加外汇储备，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和抗风险能力。但当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会导致明显的结构失衡。
　　首先，过高的投资率导致生产能力增长过快，超过消费需求的消化能力，导致产能过剩、经济效益下降，容易引发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生产性投资，只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促进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继而将造成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恶化和增长乏力。
　　其次，我国过去一个时期净出口不断增长，正是内需不足的一个表现，也是对内需不足的补偿。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市场萎缩，我国出口产业已经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今后更长时期也不可能恢复到出口超高速增长、靠不断扩大净出口来拉动经济的状态。
　　因此，当前的启动内需，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一次深刻调整，关键在于调整消费、出口和投资结构，促进消费增长，提升消费比重。在短期内，提高消费比重困难很多，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需求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解决消费问题，扩张性投资过后，仍然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经济仍将面临停滞的危险。
　　二、消费率下降原因何在
　　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居民消费增长慢于经济增长。我国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20年间，大体上保持在14％上下的范围内，而居民消费则从50％下降到35％（2007）。居民消费增长滞后，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劳动报酬的增长慢于产出的增长，因而消费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1992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9．9％，1998年为58．7％，2005年降低到50．6％，低于大多数国家的水平。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又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造成过去30年来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因此抑制了工资水平上升。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过慢。这是刘易斯模型描述的典型情况。而高收入阶层主要依赖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受劳动力供求的制约。再加上公共资源管理和初次收入分配体系的漏洞多，灰色收入大量存在，税收征管体系也不健全。以上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因素。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居民，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储蓄率高、消费率低，还有一部分收入用于国外消费；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国内消费，但他们缺乏消费能力。因此，在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自然导致消费增长过慢。
　　第二，我国过去医疗、教育费用和房价增长过快，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又不健全，给中低收入居民造成很大的负担。取消小学和初中学杂费和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后，情况有所改善，但200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个人用于医疗和教育的支出仍然占他们消费支出的近20％。还有一些相关支出没有包括在统计内。房价已经由涨转跌，但仍然超出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这些迫使中等以下收入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孩子上学、大病、购房和养老的需要。
　　第三，过去国有企业利润不分红，而且没有一套健全的资源税体系，造成资源性收益、垄断性收益由企业独享，使企业储蓄过大，挤占了消费基金。这些情况有的正在改变，有的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上述问题，有的是处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必然产生的，有的是属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税收体制和公共财政管理方面的问题。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世界各国都需要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转移支付体系。这是对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能解决社会冲突加剧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三、中美贸易与结构调整
　　过去一个时期，美国过度负债、超额消费；中国过度储蓄、消费不足，两国经济恰好形成了互补。中国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找到了出路，使经济高速增长能够保持。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并通过国债大量吸收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弥补其储蓄的不足，得到了双重的好处。
　　200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9％，贸易顺差占当年中国净出口的62％，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5．0％。而如果采纳美方的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大，2007年为2563亿美元，占中国净出口的98％，占中国GDP的7．8％。2008年这些比值有所下降，但对美贸易顺差按中方统计，仍占中国全部净出口的58％。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深。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美国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结构调整，增加储蓄，将消费压缩到一个可持续的比例。这将大规模影响中国输美产品的数量，而决不会是一个临时性的下降。欧洲等国家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恢复时期。因此，中国进行扩大内需的调整，也不应当是一个临时性的应对措施，而应当是一个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四、需求结构的国际比较
　　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需求结构面临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年中国的国内净储蓄（扣除了资本消耗）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3．6％，而世界低收入国家总体比例为21．5％，中等收入国家为19．6％，高收入国家只有6．9％，其中美国只有1．9％。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份额只有33％，而世界低收入国家总体水平是64％，中等收入国家55％，高收入国家62％，其中美国71％。中国的储蓄率远远高于世界各国，而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各国（见表1）。
　　从以上数据也能看出，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居民消费比重先下降、后上升，看来这是一个普遍趋势。中等收入国家消费率比较低。中国已经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消费率大幅度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美国目前的储蓄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其凭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毫无顾忌地扩张消费的结果。但在美国历史上，居民消费占GDP或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也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不过最低的阶段仍然在60％以上。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则直到2000年才降低到60％以下，但仍然高于中国（见表2）。
　　国际比较说明，中国目前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已经到了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急需调整。

4. 我国投资，消费与出口结构性矛盾有多大

1、消费实在低,投资实在高
    我国消费一直存在两个反差:一是与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相比,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年至今已下降13.7个百分点;二是与政府消费率相比,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35.3%,跌至历史最低点。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也明显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2、消费率过低导致我们不得不长期依靠外需
    消费率的持续走低,迫使我国大量过剩产能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来消化,以此来保证增长,促进就业,从而导致外贸依存度从2000年的38.47%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66.82%。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长期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必将带来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出口型企业大量裁减农民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跟不上,老百姓花钱有顾虑
    消费不足的问题既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也同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相关。在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向政府和资本倾斜的态势比较明显,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例逐年上升,而工资收入所占比例较低,削弱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
    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由1996年的最高点53.4%下降到2007年39.74%,十年内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盈余份额增长了31.29%。和国际相比较,美国劳动报酬占净收入比重达到75%左右,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在65%左右,占GDP比重在55%以上。
    虽然最近几年为落实民生政策采取了各种再分配的重大措施,但仍未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收入流动性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规模庞大的城乡低收入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2009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某些形式的再分配甚至带有“逆向调节”特征。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构会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效应,难于形成有效的内需,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社会发展阶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型消费支出比例。公共需求的变化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的问题迅速凸显。
    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我国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在教育方面,2008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约为3.0%,而发达国家在4%-6%之间,巴西、俄罗斯、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在3%以上。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2.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德国和法国,政府用于失业救济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高达24%,美国和英国约为12%,日本为18%。在医疗卫生方面,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为4.52%,而发达国家在6%-9%之间。
    消费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直接相关。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为未来可能的教育、医疗、养老支出提前准备,降低了即期消费水平。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构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是“十一五”时期改革的一个亮点。但总的来看,尽管“十一五”时期国家财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体居民的目标尚未达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不健全,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尚未破题。
    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体制性因素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某些方面的差距甚至仍在拉大。由于基层财政的困难,现有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处于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状态。在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缩小城乡差距,还面临着十分突出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4、新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结构性的体制矛盾,为向消费主导型的发展方式转型奠定制度基础
    国际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双循环机制掩盖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低储蓄-高消费为特征的结构性失衡,也掩盖了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高投资-低消费、弱内需-强外需等结构性失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外部环境下,减少产能投资、降低储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转变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中长期改革发展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任务。
    从经济领域看,投资消费失衡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避免低成本投资扩张,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方面的突破;扩大国内消费,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突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局限在市场化改革的范围内,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相关改革的配套,都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如果没有社会体制改革的跟进,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就无法惠及多数人,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就社会体制改革而言,大家都期望分配正义,希望政府能够在再分配上做得更好,但同时也发现,初次分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也有相当多不合理的因素,单靠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样难以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相关体制的形成是一个制度结构整体演进的动态过程,单项的体制改革推进的时机条件、以及对整个制度结构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

5. 结合国际收支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解释我国为什么一直都是顺差

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国经济中储蓄大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低消费、高储蓄。我国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消费不足带来储蓄过高，而高储蓄带来的是则高放贷和高投资。在国内消费不旺的状况下，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由此导致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原因之二：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出口。1998年以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乏力、内需不振的形势，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同时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初，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口高速增长。
原因之三：国内长期实行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
鼓励外资进入的各种优惠政策使得国外资金可以通过合资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带来的外汇流入并不是以购买外国资本品的方式，即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这些外商将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简单地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然后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产生了“双顺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
通过分析十多年来的海关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双边贸易中，我国顺差增加较大的市场主要是美国、欧盟和香港，而同一时期我国对亚洲地区却由顺差转变为逆差；第二，在商品结构上，我国顺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尤其是轻纺和机电产品上，而同一时期初级产品进出口却由顺差变为逆差；第三，从经营主体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已经由逆差变为顺差；第四，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顺差远远大于一般贸易顺差。如果也对比一下同期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统计，就会发现，在我国对美、欧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同时，亚洲几个主要经济体对美、欧的顺差是逐渐缩小的。也就是说，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经大量转移到我国，这样也就把他们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转移了过来。所以，十多年来我国商品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一部分加工出口产业以外商投资形式由其他亚洲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归根到底是我国在世界产业结构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
2001年以来，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低利率政策，与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我国资本项目顺差开始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压力也日益高涨，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实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经济体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推动石油价格和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也强行推动着过剩的流动性流入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我国开始被动地被制造流动性过剩。

三、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影响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激增，导致“对冲”过多流动性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由于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央行“对冲”操作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
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外汇统一由央行购买。因此，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被动的吃进了很多外汇，从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从央行外汇占款存量与基础货币存量变动的趋势图可能看出，二者变化趋势非常一致（见图4），我们经过简单计算得出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8，这说明二者高度正相关。这也证明在近些年来，基于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投放已经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致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左右。
由于基础货币投放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多倍扩张，因而央行为了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缓解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要采取经常性的“对冲”操作措施，从商业银行回笼资金以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即外汇占款增量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需要中央银行“对冲”掉。而近年来，由于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外汇占款增量和基础货币增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见图4），导致央行“对冲”操作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也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仍将维持甚至可能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我国货币政策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
第二，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央行旨在弱化基础货币大量投放的负面影响的“对冲”操作带有很大的被动性，限制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和主动程度，也影响了央行的政策调控效果。
面对巨额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的“对冲”操作常常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对冲” 完全释放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同时，“对冲”规模激增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在人民币存在很强的升值预期下，外汇会大量流入，从而又抵消了“对冲”的政策效果。同样道理，外汇储备激增导致的人民币很强的升值预期，也限制了利率调控手段的作用空间。所以，“对冲”只能说在一定程度有效，但不应该作为日常政策工具而无限期、无休止地使用。目前，央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余额高达3万亿元之巨。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据利率2%左右的水平计算，央行每年为“对冲”操作要支付一笔不菲的成本。
第三，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均衡，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模式的转变。
虽然出口导向是在内需不足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战略选择，但其实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就一直在价值观上，在实际利益的争取上，对出口是积极支持的，在资源配置上对出口企业给与了许多的优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惠就挤占了内向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对内需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和与之配套的优惠政策的过度推行导致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太高，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从2002年的42.7%上升到2006年的近70%。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越大，经济的不确定性就会随之增加。例如我国目前的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高度相关（见图6），这种现象表明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会受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第四，国际收支双顺差给人民币汇率造成持续的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导权，并陷入人民币升值压力与货币供给增长的双重困境。要减轻外汇占款造成的过多基础货币发行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加大回笼现金力度或提高利率，这些都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目前，人民币已经实现适度升值，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这并没有能够阻止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如果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那么原本很宽松的货币市场将变得过度宽松。这可能会刺激国内资产市场形成泡沫。
第五，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导致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银行资金使用效率值得关注。
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通过结汇转换成人民币资金进入商业银行，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大规模投放在货币乘数作用机制下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多倍扩张，使市场流动性急剧膨胀。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规模日益扩大，货币市场流动性泛滥等问题也开始出现。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能会产生贷款冲动，对资金的使用效率的关注可能远远低于对贷款规模的关注，最终可能导致银行贷款呆坏帐增加和盈利性的下降。
第六， 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国际收支失衡不可能长期持续，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调整压力。近期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重点关注。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中国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点目标，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受到很大制约。第七，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的流动性过剩还可能会导致投资过热、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消极后果。一旦这些问题出现，必然危及整个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给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造成不确定性。 
四、治理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对策
经济学中讲究均衡，任何失衡，不管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失衡就表示资源的错配或扭曲，所以任何失衡的状态尽管可以维持一时，但从长期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校正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套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对其结构失衡进行“强制校正”，而这种“强制校正”往往是以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回归为代价的。日本泡沫经济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势在必行。
一是要加快步伐调整出口导向战略。虽然出口导向是在内需不足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战略选择，但其实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就一直在价值观上，在实际利益的争取上，对出口是积极支持的，在资源配置上对出口企业给与了许多的优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惠就挤占了内向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对内需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已经到了从根本上改变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了。应当逐步降低高额贸易盈余，同时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在出口方面，可以对一部分低附加值的简单加工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出口退税，从价格信号上影响出口商品结构；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为有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的出口创造更多的优惠条件，从产业政策上引导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引鼎场尺渡侔盗踌醛穿互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上，有必要调整引资政策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目前我国已经通过内外资企业的两税合一来实现内外资在税收上的国民待遇。今后，还应调整各地引进外资的政策，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控制外资流入数量的同时，提高外资流入的质量。
二是要扩大内需，化解国内储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所以化解的方法就是降低储蓄、促进内需。
首先，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改革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中国消费水平低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收入水平低，它是一个收入问题，并不是消费的问题。所以，要刺激消费，首先是要增加农民和城市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另外，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富人的消费倾向低，穷人的消费倾向高。而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收入的增长部分，主要是由高收入阶层获得，但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因此，要扩大消费的比例，就得改变现在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份额，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
其次，尽快实现公共财政的转型。目前，我国本币净储蓄的积累，是促成投资扩张和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而本币储蓄率过高的源头正是我国财政政策在公共建设领域的长期缺位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远远不够，导致居民自身要为这些公共产品来买单，其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过高，只能通过控制当前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只有加速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使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大，每个人的储蓄率下降，才能缩减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动机，持续有效地启动内需。
三是要加强国际间政策协调。我国的贸易失衡不仅源于自身结构性失衡，也部分地源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贸易失衡问题。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贸易赤字主要来源、也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的美国，在全球性失衡和中美贸易失衡的调整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采取措施扩大私人消费、逐步放开对外投资、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重要调整的同时，美国也应该至少在以下方面采取调整措施：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压缩居民消费规模；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等。因此，调节贸易平衡是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贸易伙伴国的积极配合。我国应加强谈判力度，提高国际间的政策协调能力，争取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积极配合。

6. 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结构调整

和讯网消息，12月19日，和讯博主mail21818492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结构调整？》的博客，以下是博客全文：
当前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
近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10%以上降至7%以下。与此同时，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的下行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国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多数年份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显示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大体上存在一个较为良好的关系，资本产出率较高。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8年，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稳定地超过了GDP增长率，平均高出约2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两者的增长曲线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资本存量增长率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长率，平均高6.5个百分点。2014年，资本存量增长率仍然高达13.4%，而经济增长率降到了7.3%。
这种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显著背离的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持续地发生，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增长的投资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带动经济增长？
国内外不同机构和研究者关于中国工业（制造业）产能的研究数据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大致从80%—90%之间降到了近年来的60%—70%之间。产能过剩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这一情况也得到了官方的证实。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一些主要工业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2012年末的产能利用率仅略高于70%，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导致企业利润率大幅度下滑，普遍经营困难。
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下降说明，有大量的固定资本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考虑到这些工业行业近些年来产能迅速扩张的情况，这说明有大量无效或低效的投资，导致了资本生产率的下降。
事实上不仅工业存在这种情况。在房地产行业中，近些年来过度投资、过度建设，造成房屋积压、空置率上升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投资解决了许多基础设施瓶颈问题，改善了交通、通讯等条件，但同时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基础设施利用率过低、设施闲置浪费的情况。还有些地方政府将大量投资用于缺乏实际效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导致了大量浪费。
作者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的平均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的变化，结果显示，我国的资本平均生产率在改革以来长期保持在0.4以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下降，2003年以后跌破0.4，2008年以后加速下降，目前只有0.25。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更快，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大致在0.3—0.6的范围内波动，平均约为0.48，其后连续下降，2008年跌破0.3，目前在0.15左右。
换句话说，90年代中期之前，每投入2元固定资本能够带来1元人民币的GDP增长，目前每投入7元才能带来1元GDP增长。目前这一资本生产率急剧下降的趋势仍未改变。
我国还在发展途中，尚未成为高收入国家，而资本生产率已经降到如此低的程度，呈现出经济未老先衰的症状，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目前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已经滑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如果不及时改变，经济停滞恐难以避免。
目前的经济失衡原因何在？扼要概括，有如下原因：
其一，过去十几年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快速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2014年全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仅为51%，比上世纪80-90年代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不到GDP的38%。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经济增长一味靠投资拉动，使投资带来的生产能力持续快速扩张找不到出路，产品滞销，市场疲软，导致产能过剩。过去快速扩张的产能可以通过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支持，而现在国际市场也日趋饱和，出口减速，于是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结构矛盾就凸显出来。不解决消费与储蓄、消费与投资结构失衡的问题，就无法根本扭转经济疲软、增长率下行的趋势。
其二，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与各级政府过度热衷于投资有关。长期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财政收入等考虑，不断给下级单位下达投资和招商引资任务，强迫完成，这使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大量用于投资（同时也提高了储蓄率），而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容易被忽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欠缺也制约了居民消费。目前政府财政收入加上土地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合计，约占到GDP的1/3。因此政府支出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率和消费率有重大影响。政府资源还牵引了大量银行贷款用于投资，而过量投资使不良债务越积越多，也导致了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其三，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主张，在总需求不足时可以用政府投资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投资来弥补。但凯恩斯理论假设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可以完全替代，是这个理论的缺陷。凯恩斯主义政策是仅考虑短期均衡的政策，长期持续使用此类刺激政策必然带来投资与消费之间结构失衡，反而加剧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矛盾。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外汇占款不断增加导致了货币超发，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又实行了极其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此后虽然刺激力度有所减小，但刺激政策一直没有退出。近一时期由于经济疲软，刺激力度再度加码。继续这样的政策，必将使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金融危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其四，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是影响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目前两亿多新城镇居民没有城市户籍、多数没有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也很少能够享受公共服务，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消费。而很多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和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缺乏积极性，使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其五，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收入严重不均，也导致了过高的储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远高于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分配越是不均，平均储蓄率也会越高。高收入居民的高端消费还常常发生在国外，对带动国内经济不起作用。垄断性行业的高利润、高储蓄也进一步推高了储蓄率。大量国有企业属于资源性、垄断性行业，利润率远高于竞争性行业，然而目前国有企业红利上缴的比例在5%—15%之间，显著低于一般上市公司的分红率。这些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加剧了消费-储蓄结构失衡。
其六，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竞争性企业税费负担过重，社保缴费主要由企业负担，五险一金缴费高达工资总额的40%以上，不利于企业发展，不利于企业创新研发，推动技术进步，也是影响社保覆盖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竞争性行业与资源性、垄断性行业之间，除了资源税以外，基本都面临相同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实际上竞争性行业经营艰难，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得天独厚，这不利于公平竞争。

实现结构再平衡的关键措施
上述情况说明，未来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动力，必须进行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快纠正结构失衡，使经济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其中，消费需求不足和过度储蓄、过度投资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十三五时期将是一个关键性时期和转折点，能否顺利进行结构调整是决定未来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未来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因素。
为此，需要考虑如下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十三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重点首先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选择。有部分人认为，当前应当把稳增长置于首位，为此不惜继续使用更大力度的货币刺激和财政宽松政策把短期增长率拉起来。但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没有看到刺激政策即使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已经越来越趋于失效。原因在于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就是刺激投资，而在当前情况下，越刺激投资，产能过剩就越严重，不良债务也会越积越多，越不利于结构再平衡，反而给中长期增长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风险。
因此如果不尽快调整结构，沿用传统方式保增长，短期增长也保不住。未来一个时期必须忍受较低的增长率，全力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改善收入分配，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才能为更长期的经济增长打好基础。货币政策应尽快恢复中性稳健，财政政策除了继续支持必要和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环境保护投资外，应将重点转向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尽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费率，扩大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以减轻企业负担，焕发市场活力。
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目前唯GDP论仍然很有市场，各级政府仍然更关心短期经济目标。虽然GDP不再是唯一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但实际上诸多被各级政府列为考核内容的短期经济指标都与GDP紧密相关。例如城市化率、投资率、就业率、居民收入等指标的短期变化，都与短期GDP增长联系在一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GDP仍然是各级政府最关心的核心指标。政府管理需要改革，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需要更根本的改变，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广大居民的实际需要，维护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促进社会长期稳定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
产业投资的功能需要回归市场。产业投资主要是市场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不明确这一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就无法落实。政府的根本职责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不是代替市场以行政方式进行资源配置。
财政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减少不必要的和低效率的政府投资及行政管理支出，大幅度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完善财政制度，提高透明度，使公共财政能够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持。
尽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前1/3的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籍，多数仍然没有纳入城镇社保体系。他们虽然长期在城镇就业，但不能享受与原有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提出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任务，至今推进缓慢，落实不力。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社会公平，同时也关系到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启动内需，需要加快推进。
虽然全国各地已经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农村地区基本实现了新农合全覆盖，但保障水平还相当低，有必要提高。例如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月均保障水平大约只有80—90元，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相差二十几倍，很难维持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并不需要太多投入，但对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分析，由于低收入和贫困人口储蓄率极低，对这部分人群的转移支付带动消费需求的效应接近100%，而且不导致产能扩张，对启动内需的效果远好于投资。
普遍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竞争性领域的企业承受了相当沉重的负担。这是因为近些年来工资增长加快、社保逐步普及和劳动合同法的实行使企业的工资成本快速上升，同时产能过剩又引发了降价竞争，前一时期人民币逐渐升值也增加了出口的难度，来自几方面的压力迭加，已经对许多企业形成了严重的考验。最近经济下行，各级政府受到财政压力，又不约而同增加了税收征管力度，征过头税的情况相当普遍。2015年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长了6.6%，而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了7.6%，高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说明这种倾向确实存在。这一步加重了企业负担。任由这种趋势发展，有可能造成企业的大规模倒闭风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企业负担。首先必须制止征过头税的倾向。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需要认真落实，拿出足够大的部分来充实社保基金，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当前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欠账问题造成的。因为在社保体系建立之前就业、之后退休的企业老职工没有足够的社保基金积累，只能靠新参保人群的缴费对老职工进行补偿。这自然也加重了企业社保缴费的负担。因此以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应当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至少使社保缴费与工资总额之比降低10个百分点以上，让企业在困难中得到喘息的机会。
以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还有一个好处是不增加当期财政负担，在经济有困难的时期应是首选的积极应对措施。
除此之外，还需要认真考虑扩大小微企业减免税的范围，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劳动密集度高，承担了我国超过半数的非农就业，其良性发展对就业至关重要。
上述除划拨国有资本以外的防止加税措施和减免税政策，当然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带来财政压力。但这应当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比扩大财政性投资更积极更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应当克服困难，积极推进。在筹资方面，除了减少非必要的政府投资和行政支出外，短期内还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
维护公平市场竞争、鼓励创新
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一个原因。过去一个时期，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经营干预过多，行政审批以及限制性和特惠性政策多如牛毛。这些政策透明度低、公平性差，在维护市场运行、促进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严重影响了企业公平竞争与资源合理配置，保护了不少低效率的企业，降低了经济效率，而且大大增加了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导致公共资源浪费、滥用和流失。
未来除了减少行政性审批和增加政策透明度以外，产业政策也有必要转型。慎用限制性和特惠性产业政策，转向普惠性和市场友好性政策，重点是创造规范、透明、法治化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企业能够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这有利于改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提高效率，也有利于在竞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为此，需要对过去各级政府的种种限制性、歧视性、特殊优惠性的产业政策和招商引资政策，例如准入限制，特定条件的低价供地、低电价、低利息、减免税等政策，进行认真清理，除少数确有必要者外，应一律废除，代之以普遍减少企业负担和创造公平竞争条件的政策，实现同地同价、同电同价、同等负担、同等待遇。
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不同的竞争性企业实行差异化税率具有歧视性，但在竞争性和垄断性、资源性行业之间实行同等税率，则实际上是对竞争性行业的歧视和对垄断性行业的保护，有需要对垄断利润进行附加征税（如垄断利润调节税）。这同时也可以成为普惠性政策的一个资金来源。
在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目前国内市场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一些企业认为，不搞研发是等死，搞了研发是找死。原因是企业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研发成果常常被他人剽窃抄袭，使企业研发投入白白流失，得不到回报，剽窃者却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润。因此需要尽快加强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尽快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置，狠抓知识产权裁判的执行落实，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政府应在建设企业信用体系上下功夫，营造企业诚信经营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
我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不适应人力资本形成和促进研发创新，也需要改革。教育需要去行政化，改变以行政衙门方式管理学校的做法，让教育能够与时俱进，对时代变化和市场需要作出灵敏的反应，并更新教育理念，发展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职业教育要开门办学，鼓励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科研机构要改善创新激励机制，使科研与产业需要相结合，科研成果能够实现产业化应用。
我国并不缺乏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关键在于有没有保护技术创新的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有没有有利于创新的教育和科研体制。这方面环境改善了，体制理顺了，创新就有了动力，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就有了保证。

结语
我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因为改革而焕发了活力，经历了高速增长，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风险，目前已经面临一个转折关头。“十三五”时期将是一个关键的发展转型、动力转换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要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模式转向投资消费均衡发展的模式；从过去的单一依赖投资需求拉动增长，转向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平衡带动经济增长；从粗放的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投入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效率优先、资源配置优化、以公平竞争和科技创新为动力的增长模式。这个转型能否成功，将决定我国能否顺利向高收入国家过渡，还是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此，需要政府转型，从强力干预资源配置的政府转向服务型和廉洁高效的政府。宏观政策需要转型，从过度使用扩张性刺激性手段的宏观政策转向维护结构平衡、保障经济长期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需要转型，从限制性和特惠性政策转向普惠性、维护公平竞争和效率优先的政策。社会需要转型，从收入差距过大，公共服务和保障不足的社会转向收入分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健全、社会关系和谐的社会。财政、税收、司法、教育、科研等多方面的体制需要转型，从不适应市场公平竞争、不适应公平协调发展、不适应科技创新的体制，转向与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协调，同时保证社会公平、科技进步、创新发展的体制。

（原文载于《开放导报》2015年第6期）

7. 高分求论文提纲，题目是《房地产市场的政府干预》

　　论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角色与职能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当前我国房地产存在的问题，并对突出问题进行了阐释；随后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弊病提出了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应承担的角色；文章的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在房地产调控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键词：政府；房地产调控；角色；职能
　　Abstract: Our current problems of real estate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explaining the outstanding issues; Subsequently the government's role wa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the real estate regulation chang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Keywords: Government; real estate regulation; role; functions

　　引言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在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处在市场经济不同阶段的国家，都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本国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政府不仅应该对房地产市场施以必要的宏观调控，而且还要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完善，规制房地产业朝着有利于民生的方向健康发展。
　　1  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突出问题
　　1.1  房地产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
　　住房与非住房、高档住房与低价住房结构不合理、比例不协调。一方面盲目上大户型、高档项目，超越用户承受能力，导致销售不畅，空置率较高；另一方面中低价位商品房供不应求，对经济适用房建设支持力度不够、建设标准和购买对象把关不严。
　　1.2  开发融资结构不合理
　　在国外成熟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融资不仅有债权融资，还有股权融资，以及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一级市场之外的证券化二级市场。而国内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渠道主要在银行借贷，信贷比例过高[1]。一方面对银行资金需求大，导致利率较高，增加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房地产项目资金占用大，开发期长，银行坏账风险较大。
　　1.3  供给市场的垄断
　　由于房地产具有的区域属性导致房地产本身是具有局部的垄断性，政府和少量的房地产商构成市场的垄断方。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高额利润的本质来源就是垄断，利润的分配则来自于各自垄断权力的大小。
　　1.4  中介市场市场信息传递机制的缺失
　　由于房地产建设具有的长期性和房地产商品的耐用性，房地产中介市场的发展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介市场并不仅仅是为了买卖房地产、进行物业管理等等，其最重要的功能是传递房地产市场的信息。我国房地产中介市场发展还非常不完善，其作为房地产市场上最重要的信息传递工具就很难发挥作用。
　　1.5  居民对房地产的消费倾向
　　在我国很多城市，房屋的租金房价比非常低，换句话说就是房地产的储蓄——投资倾向大于消费倾向。储蓄——投资倾向高，对现时的房产需求量就大，不仅对高房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会抑制其他消费，导致社会投资结构的失衡。
　　2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角色定位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立法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部门规章、地方规章充斥，一事多法、一法多门，行政权力过分干预民事权利的现象司空见惯。而要扭转这样的局面， 首先必须明确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扮演何种角色，即应承担的职能。根据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1  监管职能
　　政府是监管者，承担执行机构的角色而不是市场的直接参与者。这就要求政府不直接经营土地，退出市场， 减少审批，并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全过程的监管。
　　2.2  调节职能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调节主要是间接调节。政府不调节具体的房地产市场行为，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去规范和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把房地产市场上投机行为(包括商品房的炒作买卖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热)抑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为其进入市场创造更公平的条件，为市场竞争制定必要的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2.3  均衡供应职能
　　在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根据房地产资源稀缺状况，特别是土地资源禀赋，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与居民其它方面消费水平相协调的房地产供给水平，并通过政策引导予以保障，所实现的目标是房地产市场均衡供应[2]。它包括两个层次的供求均衡，一是房地产市场供应与其它商品的供应相对均衡，居民的居住消费与其它商品的消费水平相协调；二是房地产内部结构供应相对均衡，各种档次的商品房供应都与需求基本相当， 特别是中低档商品房的供应与广大居民的住房需求基本相当。
　　2.4  社会保障职能
　　政府在住房方面履行职能的目标是对社会利益群体分层管理，并且通过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使全体公民住房权利得以实现。政府要保障满足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为部分居民提供一定的房地产消费福利，充分实现房地产的公共产品价值， 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适当的住房条件，实现住房资源的最优利用，实现“居者有其屋” 的社会理想。
　　3  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应发挥的职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十六版）中，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有四项：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收入分配；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执行国际经济政策。综合上述观点，针对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经济而言，政府调控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一是通过宏观调控稳定房地产经济、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其二是改善收入分配，保障低收入人群住房，缓解中等收入人群住房困难。其具体措施可以是：
　　3.1  政府由“获利者”转向“裁判员”
　　房价高涨的一个重要的症结，是行政权力行使中的“利益倒错”——地方政府通过回收巨额土地出入金，成为房地产交易中获利的一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因为房地产在地方是支柱产业，高利润，高税收，高价格，高产值，高GDP这五高对政府部门诱惑很大。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地方政府的获利（政绩）冲动加上土地出让程序的不透明，使得主管官员面临巨大的“被公关”压力，很容易发生集体或个人的权力寻租。
　　目前政府的土地供应方式而言，协议转让用地和公开拍卖用地两种方式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前者由于主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因暗箱操作导致腐败，后者使政府在拍卖过程中成了最大的赢家。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首先要从“利益者”位置上退出, 成为“裁判员”。这需要推进“程序正义”：通过土地出入程序的公开、公正与透明，制约官员寻租的空间；通过土地入让金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减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处置出让金的自由度，进而减少官员和地方政府“攫取”土地出让金的冲动。在土地供应中用于商业用途的地域应由政府主导实行拍卖，以保证市场有偿选择；而用于群众住房使用土地则必须由政府政策转让，并降低税费，加强控制，以保证公民在住房消费中以最低成本满足居住基本需求。在这过程中，针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还需要加强立法、司法、政党、舆论、公民与公民集体的监督，减少土地成为少数人牟利工具的可能。
　　3.2  直接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重点建设廉租房
　　目前廉租房建设存在房源不足、建设资金来源不稳定、承租分配不公正等问题。有专家建议[3]：一要落实廉租房建设资金筹集渠道，将各市政府拍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房建设；二是制订政策，选择一批国有房地产公司专营廉租房的建设、经营、管理，解决好建与管的问题。专营廉租房公司不再从事商品房开发，不以盈利为目的；三是解决好廉租房建设用地问题，可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同时避免把廉租房都建在郊区，形成新的“贫民窟”；四是建立严格规范的廉租房承租审核制度，确定合理的分档租金。因此，解决当前住房矛盾，政府的政策目标应当是尽快实现“人人有房住”，而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屋”。政策的重心转移到建设廉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上。
　　3.3  规范和稳定市场秩序，确保尽量充分的竞争
　　“完全自由竞争市场”需要四个条件：信息充分；商品同性质；买卖者自由出入；交易双方数量众多。房地产市场与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相比较，具有信息不充分、投资金额巨大、资本回收期长、风险大、投资者不容易进入市场、房地产商品交易双方很难充分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等特点，所以说房地产市场具有不充分性。尽管“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状态，但我们可将其作为政策调整的坐标，缩短房地产行业与其的距离。
　　在针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稳定，政府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职能：
　　3.3.1  促进信息的流通
　　由于买者信息缺乏和信息的不对称，开发商通过“内部认购”等手段欺骗消费者，造成房子“供不应求”等假象，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公平交易。政府应加强和完善宏观监测体系，通过对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的及时归集、整理和分析，就市场运行情况做出评价和预测，定期发布市场分析报告，合理引导市场，也为政府宏观决策做好参谋。3.3.2  增加市场主体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曾明确表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机制太单一，满足不了多样化的用房需求。并认为这是“近年房地产价格一路追高的重要原因”。因此，为房地产市场再增加一些新的市场元素，降底市场门槛，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拥有建房资格，使房地产市场尽量多元化，可以使竞争更加充分。
　　3.3.3  促进商品品质的透明化
　　除前述宏观信息外，房地产交易中微观层面的信息不对称也很严重。开发商频繁炒作“智能住宅”、“绿色住宅”、“景观住宅”、“新概念住宅”、“生态住宅”等，夸大科技、环保等因素在其中的应用，炒作“申奥”、“入世”、“CBD”等时令概念，同时掩盖其产品的诸多缺点，在期房销售方面更为严重[4]。而个体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弱势，往往很难确定房屋的真实品质，因此应当健全房屋评估的指标体系，由政府或第三方进行客观的评价与认证，使住宅品质透明化。另外，房地产质量纠纷中的双方，消费者处于弱势，维权成本巨大，政府在引导业主委员会建立并合法、规范开展活动的同时，也应作为“执法者”，依法对违规对象进行惩处。
　　3.3.4  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
　　重点防范和制止各种规避结构调整政策、变相囤积房源行为，严厉查处违规销售、哄抬房价、虚假合同套取银行贷款、偷逃税款等违法违规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
　　3.3.5  加强宏观调控，防止产业“泡沫”和金融风险
　　要正确运用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两个手段，保持房地产投资合理规模，优化商品房供应结构，加强房价监管和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不规范的住房抵押贷款操作导致的房地产价格虚高，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增大购房者的违约风险，一旦出现经济不景气，大量购房者违约，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最终导致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吸引了大量的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应当加快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业的宏观监测体系，通过土地供应、税收和改善预售管理等手段及时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防止房地产业“泡沫”的产生。深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惩治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切实负起责任。
　　3.4  加强权力制约，遏制腐败
　　孟德斯鸿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目前房地产交易中存在着行政权力过大，行政过程不够阳光等问题，应当在完善行政权力的同时，建立合理的制约机制。针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管理，应建立立法、司法、审计、舆论、官员纪律检查、公民与公民集团监督等多种渠道的制约机制，对政府及其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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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内外平衡???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内外平衡


  目前，随着加强宏观调控艺术的迫切性不断提高，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调控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松”“紧”搭配，而逐渐尝试在经济总量、结构和制度等多重优化目标下的协调。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指出，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在此有必要在总结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分析未来的两大政策配合目标与重点。 

  国内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式，是与经济总量和结构特征、体制改革特点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总供求与社会资本的平衡情况，以及政策主管部门的权力演变，都是决定两大政策协调的主要因素。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可以把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93年到1996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独立。三是从1997年到2002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3年至今。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 

  综合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向市场化调控转型，为发展新型的两大政策协调机制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财政政策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从注重用政府投资性支出影响经济逐渐过渡到税收、公债、转移性支出等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而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货币政策也逐渐具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而不仅是传统的信贷控制。 

  第二，从两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财政政策从强到弱，货币政策从弱到强。改革开放之初，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的作用几乎没有。1985年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通过控制信贷规模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使货币政策成为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1998年以后，由于货币政策作用不理想，扩张性财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台，但这并没有削弱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实上，在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后，货币政策仍是政策协调的主要一方。进入2007年，开放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面临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财政政策应在宏观调控中担负更多的职责，这对两大政策协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第三，迄今为止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理念影响下，财政与金融的协作问题，主要研究在封闭体系的自由利率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有效配合来促进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对中国这样面临发展与转轨双重任务的经济体来说，则显得过于单一。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还必须关注结构调整性的供给管理、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应根据不同目标展开两大政策协调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当前的中国经济开始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局面，被寄予厚望的单一货币政策难以达到多重调控目标，往往在货币内部稳定与对外平衡之间陷入两难境地。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寻求新的两大政策搭配机制，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选择。根据不同目标，笔者认为，未来的两大政策协调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基于经济总量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作为传统的政策协调目标，为了促使经济总量平衡，两大政策往往致力于 “松”“紧”结合的需求管理政策。将来这方面的政策创新，首先应注意尝试更多的“松”“紧”搭配方式，其次是注意理顺政策传导机制，对“松”“紧”的程度从模糊目标到逐渐量化。此外，虽然经济均衡条件的表达式有所区别，但都是“储蓄等于投资”这一基本形式的演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要围绕两大政策对国民收入恒等式中不同变量的影响而有序地展开，才能形成严密的逻辑思路，因此，这也要求同样重视两大政策协调对需求和供给管理的作用。当然，在追求宏观经济均衡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发挥政策协调作用，促进局部市场或经济领域的效率与均衡。当前经济中，需要政府加强调控的领域非常多，而两大政策也有很多具体领域可以加强协调。例如，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既需要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引导，也需要金融创新工具的支持。 

  第二，基于经济结构优化目标的政策协调。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根本问题，而由于种种原因，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一直没能在此方面发挥作用。在这方面两大政策有充分的功能可以发掘。对于实体经济结构，有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领域；对金融结构，则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众多热点。对实体经济结构问题，应该是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金融结构问题，则是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当然也有二者并重的，例如，国内储蓄投资结构失衡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就是两大政策协调都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 

  第三，基于开放经济下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面临更多外部约束，也有了更多可协调的领域。例如，在浮动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要大于财政政策，随着人民币汇率逐渐走向浮动，货币政策却受到制度约束而产生内外平衡的困境。在此情况下，无论如何，都要充分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内外均衡中的协调，建立有效的配合与分工机制。在实践中，成立中投公司和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就具有多重政策协调意义。一方面其可以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增加有效的调控工具，另一方面还可以分离央行对冲职能，有利于央行当前更好地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不再屈从于汇率政策。 

  第四，基于金融稳定与发展目标的政策协调。一方面，在调节货币供应量方面，两大政策有很多协调空间。例如在同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支不会平稳地流入和流出国库单一账户，往往在某段时期出现较大的收入或支出净额。在大量发行国债或税收高峰期，国库就会有巨额的净收款，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减。反之，在财政支出的高峰期，国库会有巨额净付款，商业银行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增。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确定，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支出都会大幅增加，增加短期流动性过剩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规范化、现代化发展，也要依靠政府债务政策的协调。如国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对象，是其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场所，也是构建市场化利率曲线与核心金融市场的前提，在这方面的两大政策协调迫切需要改进。 

  第五，基于财政目标的政策协调。反过来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冲击也常常出现。例如，在财政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如果短期内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迅速增加，就会强烈冲击债券市场，导致国债发行成本上升，甚至会流标。再比如，由于我国仍由央行代理国库，财政当局的国库现金管理改革，就必须有央行的主动配合，否则寸步难行。而由于财政存款事实上起到货币紧缩作用，因此可以理解当前货币当局配合改革的动力有限。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强化两大政策的协调与平衡来加以解决。 

  第六，基于制度优化目标的政策协调。健全的制度是两大政策协调的必要条件，由于没有真正建立财政与货币当局自身的协调机制，也使两大政策配合的效果经常大打折扣。从国外前沿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对于两大政策配合，一种重要的思路，是利用博弈论来分析财政与货币当局的协调问题。原因在于，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不同，同样的两大政策组合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实践中，为了改善两大政策协调的效果，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政策当局间的交流和协商机制。例如，在英国，作为主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制定部门，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并且建立了一种三方会谈机制，英格兰银行提供货币政策的走向，金融服务局提供金融市场的情况，财政部反馈财政政策运行，并且当各方意见无法统一时，由财政大臣进行裁决。 

  从我国情况来看，虽然在历史上，经常由中央确定一段时期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式，但往往只是确定了政策 “扩张”或“紧缩”的大方向，在“松”“紧”力度，以及动态协调方面，都缺乏明确的原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建立起两大部门的交流通道，无法在日常工作中，充分考虑不同政策的衔接和配合。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两大政策磋商机制。一方面，可考虑设立专门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由财政部、央行、税务总局等部门领导组成，定期举行会议，交流对宏观经济形势、国债市场、国库存款状况的判断，以及对政策冲突情况进行处理等。另一方面，应加强两部门的政策执行人员的沟通，包括专门数据的互通有无、工作理念的交流，以及政策工具协调的路径磨合等。这样，才能真正使两大政策配合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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