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和文字狱的性质？

1. 八股文和文字狱的性质？

1：文体和打压

2八股文：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后四部分是正式议论，中股是全篇重心，在这四段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文。
概念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议”、“八比文”。
　　题中每篇的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都有两股互相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不注重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八股文最初是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必须采用这个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举制度弊端的替罪羊。
　　在今天，八股文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语作文采用固定的模板来写。甚至一些考试中，如果不采用推荐的格式和模板，阅卷老师就会对此作文打低分。还有学生毕业论文，很多理工科毕业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学校就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背景知识，第三章理论基础，第四章实验设计，第五章实验结果，第六章结尾”。这也是八股文现象。
起源
　　　　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 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八股文滥觞（làn shāng）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开始一直到整个清代，都必须采用八股文作答，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八股，乡、会试虽尚有四书义、五经义，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 芽、产生、发展形成的。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写工整的句子，都应当是自然成对。而且，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当然，八股文的对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而是只有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
　　“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格式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他们沉浸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折，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3：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据记载，仅庄廷鑨《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2. 八股文和文字狱是什么？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议”、“八比文”。 　　【八股文】是指：题中每篇的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都有两股互相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中国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洪武十七年以后，又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据载因当时勋臣不满于朱元璋重文轻武，遂进谗言“文人善讥讪”，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章奏动生疑忌。洪武二十九年礼部颁行谢表式后，才不再发生以贺表、谢笺获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明史》案为起始，亦有追溯到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的，下限则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贺世盛《笃国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3种情况：①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②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③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文字狱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严重历史后果；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到乾隆末叶，一方面清廷已经通过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面临着比反清思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字狱遂趋于平息。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