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场外金融衍生品？

1. 什么是场外金融衍生品？

　　根据产品形态。可以分为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四大类；根据原生资产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场外金融衍生品,就是上述这些东西现在没有规范交易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交易。
　　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是指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合约的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金融衍生品还包括具有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的混合金融工具。[1] 
　　这种合约可以是标准化的，也可以是非标准化的。标准化合约是指其标的物(基础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资产特征、交易方式等都是事先标准化的，因此此类合约大多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如期货。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的双方自行约定，因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比如远期协议。
　　金融衍生产品是与金融相关的派生物，通常是指从原生资产（英文为Underlying Assets）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其共同特征是保证金交易，即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全额交易，不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合约的了结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只有在满期日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的合约才需要买方交足贷款。因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2. 证券公司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时，其现货与衍生品投资组合的总风险暴露不应当超过将

证券公司目前不允许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且没有推出阳光基金可以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交易。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场外个股期权

都在上海场外期权中心

4. 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市场份额最大的调查研究咨询公司有哪些？

1、国研中心（Drcnet）（中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公司承办，创建于1998年3月，并于2002年7月31日正式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1年10月顺利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换证年检，是中国著名的专业性经济信息服务平台。
 
国研网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专家阵容为依托，与海内外众多著名的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资讯提供商紧密合作，以“专业性、权威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包容性”为原则，全面汇集、整合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的经济信息和研究成果，本着建设“精品数据库”的理念，以先进的网络技术和独到的专业视角，全力打造中国权威的经济研究、决策支持平台，为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准确把握国内外宏观环境、经济金融运行特征、发展趋势及政策走向，从而进行管理决策、理论研究、微观操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此外，国研网组建了一支高效率、专业化的研究咨询团队，在宏观经济、行业分析、战略规划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结合多年积累的丰富而系统的数据库资源，为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广大企事业单位和众多海内外机构提供深度的市场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目前国研网的业务领域已拓展到个性化信息服务、专项课题研究、经济类综合性高层论坛、职业化培训和网络广告等领域，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户需求。
 
2、中为咨询（zwzyzx）（中国）
 
深圳中为智研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中为咨询”）是中国领先的产业与市场研究服务供应商。公司围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努力，与客户真诚合作，在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市场调查分析报告、商业计划书、可行性研究、IPO咨询等领域构筑了全面专业优势。中为咨询致力于为企业、投资者和政府等提供有竞争力的调查研究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提升客户体验，为客户创造价值。目前，中为咨询的研究成果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3万多家企业，涉及机械设备、工控电子、信息通讯、食品餐饮、旅游酒店、批发零售、建筑装饰、家电家居、文化传媒、汽车与交通、化工化学、医疗医药、能源环保、公共事务等领域，并向海外市场拓展。中为咨询是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帮助企业、事业成功、推动社会文明的建设发展，中为咨询的生命在市场，中为咨询的成功就在于帮助别人出主意获得成功；帮助别人成功的业绩越多，深圳中为智研咨询有限公司自身的社会信誉不断提高，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也变大。
 
中为咨询注重竞争，更注重合作，注重竞争中的合作。为了向客户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咨询产品（好的计划、方案），中为咨询人不断改进咨询的工作方式，不仅在观察、分析问题后，以提交建议或咨询报告，更重要的是长期合作。中为咨询向客户提高咨询服务有特定的工作流程。中为咨询是通过“知识产品”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中为咨询服务工作重要一环不是取得报告，而是实施改进方案，把实施方案作为中为咨询服务的重要步骤。中为咨询始终把引进优秀的研究投资人才作为公司的核心目标之一，中为咨询员工拥有多种专业学历背景：统计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学、社会学、数学等数十个专业。中为咨询现有350名员工中本科以上学历占90%，65%具有双学位、硕士及博士学位。企业大多数员工曾在国内多家知名产业研究所与证券研究机构有过丰富的从业经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是中为咨询的核心财富，也是中为咨询提供优质服务及践行客户价值的保证。
 
3、GfK捷孚凯公司（德国）
 
GfK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研究业务，涉及耐用消费品调查、消费者调查、媒体调查、医疗市场调查和专项研究等方面，并在其中确立了绝对的专业性权威地位。特别是在耐用消费品调查方面，GfK集团在全球位居第一，并成为唯一的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进行耐用消费品零售调查和研究的企业。GfK于1993年进入中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GfK在中国的调查网络由初的5个城市发展到200多个城市及近300个郊县；监测的产品涉及黑色家电、白色家电、小家电、通讯产品和IT产品的近40个品类；月度数据报告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并且在其中100个主要城市还能对通讯产品提供市场零售监测周报。GfK China以其长期的数据积累和GfK独有的对城市总体市场进行推总的数学模型，成为中国市场IT、家电和通讯产品零售监测行业的领导者。GfK China总部在北京，并上海和广州设有分公司，固定员工总数已经超过300人，是GfK集团内部发展迅速的分支机构之一。
 
4、Frost&Sullivan沙利文公司（美国）
 
全球企业增长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帮助客户加速企业成长步伐，取得行业内成长、创新、领先的标杆地位。沙利文公司的增长系统服务以及沙利文公司实践奖帮助CEO及其成长团队开发、评估和实施有效增长战略。50多年来，沙利文公司立足遍布六大洲的40多个办公室，以全球化的视野，为全球1000强公司、新兴企业和投资机构提供了可靠的市场投融资及战略与管理咨询服务。企业提供的增长咨询服务能加速客户成功的达成增长目标，帮助客户从容面对新的市场机遇。增长咨询能帮助客户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增长战略，从而帮助客户公司促进销售额、市场分额和利润率的增长。客户化的订制研究和组织开发活动为客户提供了创新、有效并实用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成功应对增长中的挑战。
 
5、赛立信研究（SMR）（中国）
 
赛立信总部位于广州，旗下包括赛立信市场研究有限公司、赛立信商业征信有限公司、赛立信媒介研究有限公司、上海赛立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赛立信市场调查有限公司、赛立信资讯（香港）有限公司，以及设于深圳、武汉、成都、西安、厦门等城市的现场执行机构。赛立信是全国市场研究行业协会理事及发起单位之一，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受众研究会理事，国家统计局核定的甲类涉外市场调查机构。赛立信以欧洲市场研究协会《社会研究与市场研究国际准则》（ESOMAR规则）为运作规范，致力提供国际水准的服务。赛立信拥有中国大陆较早涉足市场研究和信用管理行业的专业人士，熟悉中国市场，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是中国大陆少数几个能够同时提供市场研究服务和商业信用调查服务的专业机构。多年来，赛立信以专业的研究技术、完善的调研网络和高效率的服务系统，竭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调研服务，成为许多跨国公司和国内著名企业紧密的伙伴。
 
赛立信集团共有员工超过300人，广州总部有正式员工2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几个具备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博士和信息管理、统计学或广告学士学位以及工作经验丰富的核心研究顾问团队。此外，还聘请了许多相关领域的专家以及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博士、教授担任研究顾问。研究人员全部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及4年以上市场研究经验，专业方向涉及经济学、统计学、市场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领域，大多具有其他行业如市场营销、政府部门、统计、银行投资、媒介等的工作经历。
 
6、赛迪顾问（CCID）（中国）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并在业内率先通过国际、国家质量管理与体系标准认证的现代咨询企业，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旗下拥有赛迪经智、赛迪经略、赛迪方略、赛迪设计和赛迪监理五家控股子公司，并在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武汉、南京、成都、贵州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拥有300余名专业咨询人员，业务网络覆盖全国200多个大中型城市。
 
赛迪顾问凭借强大的国家部委资源支撑、丰富的行业资源和高端专业化人才等竞争优势，面向政府、园区和企业，提供发展战略与规划、政策研究、转型升级规划、招商引资策略研究、信息化咨询、智慧城市规划、市场投资机会与策略分析、投资可行性研究、运营模式研究、企业兼并重组、企业战略咨询、人力资源管理等现代咨询服务。研究领域涵盖电子信息、互联网、通信、基础电子、装备、消费品、汽车和原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行业领域。致力成为中国本土的城市经济第一智库、企业管理第一顾问、信息工程设计第一品牌。
 
7、艾瑞咨询（IResearch）（中国）
 
艾瑞咨询成立于2002年，由杨伟庆发起创立，致力成为中国大数据时代下具有一定实力的互联网收视率及消费者洞察公司。艾瑞咨询以“生活梦想科技承载”为理念，为客户提供中国市场专业的互联网相关领域的数据产品、研究咨询等专业服务，助力客户提高对互联网产业的认知水平、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让互联网的力量点燃中国各个行业。
 
艾瑞办公总部设在北京及上海，拥有一支稳定并具有深厚行业服务经验的管理团队，目前拥有员工超过400名，在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硅谷、纽约、香港等地设有区域办事机构。艾瑞咨询具有广泛而深度的品牌影响力，艾瑞咨询发布的互联网产业及用户数据被各大媒体引用，在多个领域已经树立数据标准。艾瑞咨询拥有基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不同终端，百万级用户行为监测样本的互联网收视率数据，并在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研究具有领先的市场地位。
 
8、IRI美国信息资源公司（美国）
 
IRi美国信息资源公司是全球大数据分析的引领者和领先的市场研究公司，致力于为消费者、零售以及非处方医疗企业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及服务的全球领导者。2013年，IRI完成了对Aztec的收购，Aztec是一家市场评估及相关服务的领先供应商，业务遍及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新西兰、南非、瑞典和英国。同年，IRI还收购了在保鲜食品行业提供数据及咨询服务的Fresh Look Marketing。IRi收购勺海是一家在中国提供分析服务和市场研究的领导企业。其服务内容主要涉及六个方面：客户研究、品牌研究、满意度和忠诚度计划、新产品测试、广告效果评估以及分销策略。市场研究理念包括三大要素：中立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了解数据背后含义的经验，专注于可行和务实建议的实施。客户包括快消品制造商和零售商，以及相关行业公司，如快餐店和化妆品店等。勺海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济南设有办公室，并建立了全国服务网络提供支持。IRI与勺海的客户将从此次合作中获得显著优势。新公司将在五个重点领域为制造商与零售商建立独特且强大的解决方案：深度大数据技术、新技术、目标购物者锁定与激活、供应商协作与联合业务规划、解决方案商业化。两家公司优势互补，将确保所有客户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数据与服务。近期规划包括整合IRI和勺海的现有咨询与分析服务，启动一系列零售门户计划，旨在支持零售商业绩、篮子分析、定价与促销、产品搭配策略以及目标购物人群锁定。近期内，该计划将扩展到包括市场评估、电子商务、数字营销、社交营销及移动营销、以及目标媒体锁定和启动。
 
9、nielsen尼尔森（荷兰/美国）
 
NetRatings，Inc.（Nasdaq：NTRT）是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媒体和市场研究公司，也是行业中重要的网络广告统计测评服务的提供方，拥有的服务产品包括NetView，SiteCensus，MarketIntelligence，AdRelevance（i），以及客户定制研究和分析服务等等，覆盖了70%以上的全球互联网使用。Nielsen//NetRatings的服务提供整合的互联网及数字媒体研究报告及定制服务，从而帮助客户获得高价值的业务信息。Nielsen//NetRatings是NetRatingsInc.（Nasdaq：NTRT）旗下的服务品牌。由国际媒体及信息公司VNU部分控股。NetRatingsInc.是ACNielsen和NielsenMediaResearch的姐妹公司。尼尔森//NetRatings公司提供了一系列专有的研究工具和服务，以帮助您满足您的业务挑战，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区分你的产品和服务，目标和达到你的首要受众群体，并确定你的业务目标。企业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以支持其尼尔森的品牌已有50多年，作为全球研究领导给你可靠的，可信的第三方当事人验证时，你所需要的资讯。
 
10、万得资讯（Wind）（中国）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Wind资讯）是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总部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在国内市场，Wind资讯的客户包括中国绝大多数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投资公司等金融企业；在国际市场，已经被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中的众多机构是Wind资讯的客户。同时国内多数知名的金融学术研究机构和权威的监管机构也是我们的客户，大量中英文媒体、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经常引用Wind资讯提供的数据。
 
在金融财经数据领域，Wind资讯已建成国内完整、准确的以金融证券数据为核心一流的大型金融工程和财经数据仓库，数据内容涵盖股票、基金、债券、外汇、保险、期货、金融衍生品、现货交易、宏观经济、财经新闻等领域，新的信息内容及时进行更新以满足机构投资者的需求。针对金融业的投资机构、研究机构、学术机构、监管部门机构等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Wind资讯开发了一系列围绕信息检索、数据提取与分析、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域的专业分析软件与应用工具。通过这些终端工具，用户可以7x24x365从Wind资讯获取到及时、准确、完整的财经数据、信息和各种分析结果。精于数据，以数据为起点，Wind资讯紧密跟随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不断向新的领域发展，新的产品和服务战略不断在延伸。

5.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的第四章

鼓励创新 加快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显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着力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市场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促进资金在各市场之间有序流动，提高市场联动性和效率。逐步形成层次合理、功能互补的金融市场体系，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着力完善股票市场规范发展主板和中小板市场，支持中小企业运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率，支持创新型经济发展。扩大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完善不同层次市场间的转板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建立各层次市场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继续深化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积极探索发行方式创新，进一步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完善新股发行询价制度，提高发行定价的合理性。探索建立优先股制度。健全退市制度，坚持优胜劣汰，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和投资者回报机制，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增加现金分红。 推动发展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推动期货市场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稳步发展商品期货市场，继续推动经济发展需要、市场条件具备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上市，推动发展商品指数期货、商品期权、原油期货、碳排放权期货等。继续加强金融期货市场建设，在确保股指期货平稳运行的基础上，适时推出国债期货，积极稳妥发展其他权益类金融期货期权产品，以及利率、外汇期货期权产品等金融衍生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健全金融衍生品监管法规体系。加强机构投资者队伍建设，积极扩大金融衍生品市场参与主体。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便利市场主体融资和实施资产管理。继续探索发展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在加强管理、严防风险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场外信用衍生品市场，逐步形成有效的市场定价和风险管理机制。专栏 2: 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是我国银行间市场发展的用于管理信用风险的基础性信用衍生品。银行间市场已初步构建了以信用风险缓释合约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为核心的“2+N”的产品创新框架。其中，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A）， 是信用保护买方按照约定的标准和方式向信用保护卖方支付信用保护费用，由卖方就约定的标的债 务 向 买 方 提 供 信 用 风 险 保 护 的 金融 合 约 . 信 用 风 险 缓 释 凭 证（CRMW）， 是由标的实体以外的第三方创设，为持有人提供信用风险保护的有价凭证，是一种可交易、一对多、标准化、低杠杆率的产品。与国际上通行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不同的是，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产品特性体现了“服务实需、简单透明、控制杠杆”的原则，其中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是高度标准化的信用衍生产品，实行“集中登记、集中托管、集中清算”,是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组织广大市场成员在总结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自主创新的信用衍生产品。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推出，有利于完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对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改革攻坚 不断完善金融运行机制坚持按照市场化方向推进金融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完善金融运行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减少政府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基准作用，扩大其在市场化产品中的应用。健全中长期市场收益率曲线，为金融机构产品定价提供有效基准。按照条件成熟程度，通过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等途径，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继续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增强风险定价能力，依托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建立健全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确保利率市场化改革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原则稳步推进。 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依照“突出重点、整体推进、顺应市场、减少扭曲、积极探索、留有余地”的总体原则，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资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体制，完善对外债权债务管理，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直接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扩大对外证券投资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可兑换程度；以便利跨境融资为重点，加快改革信贷业务外汇管理，深化外债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对外债权管理和监测；以扩大个人用汇自主权为着力点，进一步放开个人其他资本项目跨境交易。第四节 进一步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评估外汇储备经营的风险承受力，加大对各类投资领域、产品和工具的研究，坚持长期战略性的投资理念，坚持科学有效的投资基准模式，在审慎评估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优化货币资产配置，提高投资收益，实现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的目标。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更好地支持配合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制和增资扩股。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服务的力度，增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6. 请你举例说明目前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现状及其问题，以及如何应对。（最好是举东航、国航、中铁）

　　东航那个根据报道 是正常的对冲亏损 没有投机行为

　　国储铜投机比较典型

　　我给你摘录过来

　　“以为是金矿，其实是火坑。”在国际基金的围剿之下，国内机构再一次脆弱得
　　不堪一击。这一次，被金融大鳄盯上的是国储铜。

　　从3500美元到4200美元的拉升，仅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市场传言的空方主力——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下称国储中心)已形成1亿多美元的浮亏，跟风冤鬼不计其数。

　　对赌或许刚刚开始，胜负还是未定之数，但发改委一纸调控铜价批文，背后潜藏了多少老鼠仓？国资在为谁买单？对60%进口依赖的铜巨量放空形成与国际投机买盘对峙，明年中国还进不进口铜？所有“拍脑袋”的人是否就此事还要拍屁股走人？

　　从11月16日开始，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下称国储局)向市场抛售的两万吨铜很快就被上涨的潮水淹没。11月23日，国储局再次抛售两万吨铜，效果逐渐显现。此前一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三月期铜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收盘报4110美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05美元。

　　交易数据显示：12月21日交割品种持仓41098手(约102万多吨，每手25吨)，全部期铜合约总持仓21067手(约25万多吨)，LME当日显性库存为67050吨。

　　“如果持仓和库存是这个比例，走势与基本面就没什么关系了，完全是资金在对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说。

　　危险的空单

　　事情缘起一个名叫刘其兵的交易员在LME下的8000手空单。

　　刘其兵是国储中心进出口处处长，负责国储物资(主要是铜)的套期保值和跨市套利。一位期货交易员说，大约在今年“十一”的时候，刘其兵就已失踪。之后国储中心负责人称，这些空单是刘其兵的个人行为，“不是我们的”。

　　据一位LME交易商估计，刘其兵于9月20日左右下了8000手(20万吨)三月期铜空单，价格在3500美元左右。之后，LME期铜价格一路上扬。“十一”长假期间，更是大涨158美元，空头因此遭受重创。

　　按LME期铜保证金每手在5000美元(200美元/吨)以上计算，刘其兵所建空单所需保证金高达4000万美元，且因浮亏而要不断追加。据猜测，因需要追加巨额保证金，刘的空单无法继续掩盖而暴露出来。

　　刘其兵被套的消息在LME传开后，市场预期这20万吨空单无法交割而只能斩仓，价格更被多方一路推高，于是期铜再度暴涨。截至11月22日，刘所建空单的亏损已达600美元/吨，总计1.2亿美元。

　　就在铜价暴涨，刘其兵所建空单亏损越来越大的时候，国储局的做法令市场再度喧嚣。

　　国储局委托国储中心于11月16日和11月23日分别以公开竞价方式销售两万吨国家储备铜。记者从现货商处得到的消息称，这样的拍卖还将持续两次。

　　尽管国储局把此次抛铜解释为宏观调控的配套措施，是“为缓解当前国内铜供应紧张状况，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但因刘其兵本人为国储中心的交易员，国储局又委托国储中心拍铜，市场更愿意把其举动理解为与国际基金的对决。

　　围绕着刘其兵如何建立这些仓位以及谁来“埋单”，各种传闻此起彼伏。最新的消息是，为刘其兵开仓的8家国际期货经纪和基金公司将派人来京同国储中心交涉此事。

　　天上掉下个“冤大头”

　　“他这么做有没有得到授权？谁授权的？”宋国青问道。他认为，如果确实有授权，那只能说授权人不懂国际期货市场，“以为是金矿，其实是火坑”。

　　“中国是铜进口大国，在期货市场上理应做多。”北京洲通投资技术研究所所长黄永山说，“如果做多被套就接实盘好了，反正我们也要进口铜。做空根本就是投机。”

　　据外电称，刘其兵“个性温和，行事相当低调”，因两年前准确判断期铜牛市启动而在圈内一举成名，并且“以熟练的技术分析著称”。国内期货界人士普遍认为，刘其兵是因为不肯认输才把仓位越做越大而无法收拾的。

　　“期铜上好久没有这样的多空对赌了，国外基金有严格的风险控制，亏到一定程度后会止损而不是继续加码，大家很难找到对手。这次刘其兵算是让人逮着了。” 黄永山说，“与其说是国际游资在算计中国，不如说我们的风险控制太薄弱，单子这么大，自然会有人找上门来。”


　　作者：秋风依然    2005-12-17 11: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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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逼空国储铜中国定价权鏖战警示

　　事实上，刘其兵的仓位只是全部空单的1/5。

　　“除了这20万吨，跟风的有多少？”黄永山说，“今年有不少国内机构在LME赔了钱，这次看到有人出头跟老外干，肯定跟进来做空，要报仇啊。”

　　据《证券市场周刊》了解，除一家国有大型有色金属公司有15万吨空单外，国内期货界一著名炒家也涉足其中。

　　“量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管基本面了。因为现货上亏的钱可以通过逼空在期货上赚回来。”宋国青教授说，“期货市场上逼空的关键是多头要掌握现货，虽然明年铜会出现供大于求，但库存增长是个缓慢的过程，每个月也就三五万吨。多头只要把增加的库存吃下来就可以了。”

　　而LME期铜市场上多头主力对现货的控制力显然非同一般。

　　11月10日，智利国有铜业委员会(Cochilco)将智利2005年预估铜产量由原来的550.4万吨调降至537.2万吨。作为最大的产铜国，智利2004年铜产量为56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36%。其中，外国公司控股铜矿的铜产量为309万吨。

　　一方面是期货价格高涨，另一方面却是最大产铜国的减产消息，两相对照，耐人寻味。

　　LME的交易商们认为，投机商已经买入了巨量的铜，造成了短缺的假象。这种策略与10年前“住友事件”中滨中泰男所采用的手法一样，人为制造市场供给紧张。

　　弘业期货分析师芦涛认为，作为大宗商品龙头老大的原油价格最近一直在跌，铝、锡、镍等也没有太好表现，农产品价格连创新低，因此，无法用通胀因素解释铜价上升。而美元的走强也构成对铜价的利空。如果说是“中国因素”在起作用，可上海期铜价格一直落后于伦敦期铜。

　　因此，LME期铜暴涨的唯一理由就是“逼仓”。

　　近年来，全球有色金属的控制权进一步集中，虽然铜市供求关系面临转折，但多头却借交易所库存不足之机进行挤仓，而空头对此准备不足，使得这种孤注一掷的“逼仓”行为成功概率大大上升。

　　在国际基金有计划的围剿之下，“以熟练的技术分析著称”的刘其兵成了LME市场上的“冤大头”。

　　错上加错

　　不管国际基金是否有阴谋，客观条件也对参与LME的中国机构投资者不利。黄永山认为，由于缺乏有影响力的金融平台，而国内期货经纪公司又不能做LME的会员，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只能通过外资机构报盘，其交易的核心信息被掌握，在博弈中往往处于被动。

　　LME会员分为5类，最高一级是Ring dealing，可以进行自营、经纪、结算等业务，并且在场内场外、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交易。这种经纪公司被称为“做市商”。“做市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市场参与者报价。但像刘其兵这样的大额空单，则有可能把为其报单的“做市商”逼成多头主力。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这些“做市商”既作经纪又作自营，并且了解对手的一举一动，胜算极大。

　　退一步说，即使“做市商”不做自营，但他们与国际基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投资者通过外资机构代理交易，商业机密容易暴露，从而成为国际基金狩猎的对象。

　　此外，由于全球低利率的金融大环境，衍生品市场上游资充斥。

　　美国先锋对冲基金国际顾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金额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增长了24%和16%，2004年全球新投入对冲基金的资金达到1300亿美元。仅伦敦就有约500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约1200亿美元的资产。

　　这些基金时刻在寻找猎物。

　　在LME，一张1000手的单子开出来，马上就会被人盯上。“一单大额交易的双方彼此心知肚明，经纪人能让一个消息在5分钟内传遍市场。”一位LME交易商说。

　　与在市场上拼杀多年、经验丰富的国际基金相比，中国投资者显得过于稚嫩。

　　宋国青指出，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从而保证了美元低利率，低利率的环境使得大规模游资涌入衍生品市场投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间接在期铜市场上逼仓中国。”


　　作者：秋风依然    2005-12-17 11: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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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逼空国储铜中国定价权鏖战警示

　　黄永山表示，铜与其他大宗商品不同，其存储成本极低，粮食会出现过期损耗，原油存储有一定危险性，而铜呢，“几千年前的青铜器，挖出来还是好好的。”而且，铜的现货规模很小，相当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小盘股”，很容易被逼仓。

　　国家储备的风险

　　就在国储中心开始抛铜的当口，“交易员失踪”的消息传遍LME。其结果是，上海和伦敦两家交易所的期铜价格差越拉越大：沪铜涨跌两难，LME扶摇直上。

　　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国内，都有人相信国储局抛铜的真实意图绝非如其所言是为了缓解供需矛盾；而是借此打压LME铜价，以减少空单造成的损失。

　　尽管有国储局库存铜超过130万吨以及中国拟出口20万吨铜的传闻，但LME期铜价格始终不为所动，继续上涨。

　　一方面，国际基金认为，2004年由于进口量下降但消费上升，中国的国内产量加上进口量不足以满足消费需要，国储当年释放了大致20到30万吨铜，库存已经空虚，会在适当时间补库。

　　另一方面，多头已是骑虎难下，且手中握有大量现货和资金，有很强的抗压能力，不看到铜进仓库决不罢休。

　　这就造成了国储局越是高调抛铜，国际基金越是有恃无恐拉高铜价的局面。

　　根本上，还是8000手空单授人以柄。而直到现在，除了已经失踪的刘其兵，还没有人对这起恶性事件负责。

　　国储局和国储局中心都表示这些空单与他们无关，看来更像是刘其兵私自动用手中的权限做了大量交易。而要动用如此庞大的资金却能够不被察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在刘其兵进行这些不寻常交易的过程中，竟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有关部门金融风险控制之薄弱也就可见一斑。

　　在伦敦，LME方面否认国储局为其会员。而只有会员才能获准交易，所以，刘其兵的交易可能是通过其他会员来完成的。LME表示，交易所的职责只是维持交易秩序，而核实客户身份应由会员负责。

　　而在国内，根据相关政策，进行海外期货投资必须经过证监会的批准。证监会的一位官员称，中国政府仅允许31家公司在海外进行期货交易, 国储中心并不在其中。那么，抛开刘其兵的超限持仓不谈，单单是国储中心绕过证监会直接派交易员在LME进行期货交易这件事本身是否妥当？

　　有市场人士认为，这次事件反映了国储部门运作不透明及内控机制不严的问题，而由此造成损失的情形已有先例。

　　“中储棉事件”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成立于2003年3月，到2005年初，中储棉亏损近10亿元，相当于其全部注册资本。

　　一位企业研究人员就此评论说，国家储备类企业同时从事经营活动，很容易导致企业将随时可能产生的经营性风险向储备活动转嫁，进而加大了国家储备的风险和成本，降低发挥国家储备职能的效率。

　　政府之手

　　虽然对于“刘其兵事件”官方始终没有给出正式回应，但一向神秘而低调的国储局近期却频频高调出场。其主管部门发改委的官员也频频对铜价发表言论。调控虚高铜价意图明显。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日前表示，铜价一路上扬，引发了铜冶炼投资大幅增长。初步调查，目前全国有在建、拟建项目18个，建设总能力205万吨。按发展态势，2007年底将形成近370万吨冶炼能力，远远超过届时全国铜精矿资源保障能力和国际市场可能提供的铜精矿量。

　　此前，智利国有铜公司(Codelco)预计，2007年铜价将因供过于求跌到每磅1美元(2205美元/吨)。

　　也就是说，当中国产能释放的时候，正是铜价低谷，而对铜精矿资源的争夺又将大幅提高铜的生产成本。中国铜业将因此遭受巨大损失，投资的低效率显而易见。

　　为此，发改委表示，将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抑制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

　　作为调控的配套措施之一，发改委下属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委托国储中心在11月16日和11月23日分别拍卖了2万吨国家储备铜。并且，这样的拍卖还将持续两次。

　　此外，国储中心主任王会民证实，该中心通过中粮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连续抛出4万吨铜。而11月份的前两周，上期所的铜库存大幅增加3.2万余吨。业内人士估计，新增加库存中的一大部分将用于国储中心所持空单的交割。同时有消息称，国储已将1.8万吨铜库存装运至LME位于亚洲的仓库，并将于11月底前再出口3万吨铜，以备交割。

　　《证券市场周刊》了解到，此次抛售行动，国储将在国内外的期货、现货市场同时进行，并将把握抛售的力度，做到均匀、合理。11月份采取现货拍卖方式，12月份和明年1月份采取期货交割方式，均匀释放库存。

　　早在11月初，有发改委官员曾向期货业专家询问，释放20万吨国储铜是否可行？这表明国储本次抛铜的总量可能在20万吨左右。

　　上海中期公司分析师李金保表示，这一系列措施意味着对铜价的调控进入实质阶段，以缓解国内市场对铜需求的紧张及抑制铜产能过快增长。

　　之前，发改委曾对其他行业进行过类似的调控。例如，从2004年初开始，发改委等部门对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其结果，电解铝价格从2004年4月开始，一年内下跌2000元/吨；2004年9月起，华东地区的水泥价格一路下滑，从最高时400元/吨跌至200元/吨；钢材价格最后一个掉头，钢材综合指数从2005年4月中旬139点跌到目前的104点，而且没有止跌。

　　显然，发改委对国内商品价格的调控得心应手。而这一次，在铜价上遭遇国际炒家，结果又将如何？

　　最近一两年来，“中国”屡屡成为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大热门，不论是原油、金属、还是农产品，中国这个大买家只要一出手，价格就会扶摇直上。其原因就是谁能影响期货价格，谁就掌握了定价的主动权，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此次铜交易背后有着良好意愿——通过期货市场来调控价格，也有积极意义。只不过，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

　　宋国青认为，国内机构对国际投机力量认识不足。近年来，国内期货界一直大造舆论，要争夺“商品定价权”，却没有考虑到中国缺乏必要的金融平台和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这样一个事实。而外资机构不但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而且有评级和舆论的“霸权”，简单来说，“游戏规则”是他们定的。国内机构在本身很弱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再不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吃亏就在所难免了。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到全球经济中来，这种情况还会不断出现。因此，宜及早策划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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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就是说 本来是该用来保值对冲的期货交易 被变成了投机的行为

　　在国储铜的事件中，刘兵转手做空 赌铜价会下降 同时国家的储备根本无法支付空头的铜支付，中国又是铜进口国
　　所以本来是对冲保值的人员确从事投机，并且被国外多方买入逼高铜价 最后一亏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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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中国还没有绝对的国际金融实力的时候
　　在衍生品上要严格的从事对冲活动，不能投机

　　同时 建立严格的资金监管系统，避免亏损后继续隐瞒赌博，想抹平这个洞

7. 美国如何管理场外金融衍生物

美国衍生品的OTC市场是一个分散的无形市场，没有固定的、集中的交易场所。在OTC市场中，交易是在许多独立经营的衍生品机构之间或者是这些机构与投资者(往往是机构投资者)之间分别进行的。具体到美国，OTC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所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包括由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外汇期权、外汇和利率互换。

　　OTC市场的组织方式采取做市商制。OTC市场与交易所场内市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不采取经纪制，投资者直接与期货衍生品经营机构进行交易。所以，期货衍生品经营机构是OTC市场的直接参加者，又是市场的组织者，他们会制造出衍生品交易的机会，并组织市场活动。

　　OTC市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议价方式进行合约买卖及交换。换句话说，场外交易的衍生品是私下协商达成的合同。场外交易的标的均是非标准化的，有时标的物的价值还很大。场外交易的衍生品是应客户的特殊要求而量身定做的，个性特征十分明显，但为了规避场外交易的风险，期货经营机构往往在场内交易中进行风险对冲或都在交易所内进行套期保值。

　　OTC衍生品交易市场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监管相对较松。美国以前的场外交易市场相对分散，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章程，给监管增加了难度。当时的交易效率也不及场内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合约。然而，随着电子化交易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OTC衍生品市场有了爆炸性增长。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场外交易已经大大超过了交易所的交易量。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2008年6月末，全球场外衍生品合约的名义本金(由于金融衍生品的价值都依据某种基础资产，名义本金指的是金融衍生品合约中所参考的基础资产或标的物的价值)余额为683.7万亿美元，市场价值(假如金融衍生品计算时，清算他们的市场价值)达20.4万亿美元，信用风险暴露值(金融衍生品违约不能清算时给交易者带来的损失的大小，大约等于市场价值减去可以相互抵消的部分余额)为3.9万亿美元。到2008年6月，场内期货与期权合计的名义本金金额为82.2万亿美元，而场外为683.4万亿美元，合计765.9万亿美元，场外交易量占整个金融衍生品交易量的比例从2001年的82.4%上升到89.3%。

　　美国场外交易市场发展与监管脉络

　　美国最早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是股票期权和对股票(尤其是公司股票)的远期交易。基于利率、汇率和信用评级等的场外金融衍生品早在19世纪初已经广泛存在。即便是被普遍认为是现代金融创新的场外结构性产品，也可以追溯到1929年金融危机前的数十年。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有一种不需要进行基础资产的实际交割，而是仅就约定价格和到期的市场价格差额进行结算的交易，当时人们称这类交易为价差合约(difference contracts)。

　　美国对商品衍生交易的联邦监管始于1921年《期货交易法》，该法要求谷物期货必须在取得政府牌照的交易所进行，并通过特别税收禁止场外谷物期货和期权交易，监管主要针对的是农产品交易。随着20世纪70年代现代金融创新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对象逐步向金融衍生品延伸。1974年，美国《商品交易法》修正案一方面将“商品”的范围扩展，不但包括原先例举的农产品，还包括“所有其他的商品或条款……以及所有未来交割合同中，正在或将要交易的服务、权利和权益”；另一方面宣布成立独立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CFTC)，赋予其对期货市场的排他性监管权。由于认识上的限制，再加上《商品交易法》修订时许多重要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尚未出现，《商品交易法》在赋予CFTC对期货市场广泛监管权的同时，却没能对期货进行明确定义。

　　场外金融衍生品是以金融资产或金融变量为基础的私人合约，尽管形态各异，目的不同，但最基本的功能都是风险管理。正是基于场外金融衍生品的这一本质属性，CFTC认为场外与场内交易是建立在共同的功能基础上的，场外交易与场内交易有着相同的结构和目的，场所的差异并不能改变产品的基本特性，因此场外金融衍生品属于期货，应受《商品交易法》的调整。而CFTC拥有对期货市场的排他性监管权，“任何意在转移价格风险的活动都应由CFTC管辖”。

　　场外金融衍生品是基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私人合约，非标准化的特点决定了对其监管不能简单地套用场内交易的要求。美国企图以场内规则体系来规范所有金融衍生品的做法，使场外金融衍生品面临法律不确定性的影响，许多机构纷纷将场外金融衍生品的重心转移到伦敦和其他金融中心。为确保美国在全球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CFTC对场外金融衍生品监管权的行使不是将其置于规则的约束下，而是确保其不受规则的影响，监管权实际异化为豁免权。

　　SEC对场外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同样遵循着放松与豁免的原则。1997年，SEC对场外衍生品交易商的新规则中不但放松了对净资本的要求，允许交易商使用内部“VAR”模型来确定市场风险资本，而且豁免了场外衍生品交易商的自律组织成员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的成员要求，同时豁免了传统适用于经纪商交易商的《商品交易法》若干规则，允许场外衍生品交易商适用《商品交易法》规则中更富弹性的保证金要求。

　　银行是场外金融衍生品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交易主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利率、汇率风险的加剧和金融自由化对传统存贷款业务的分离，银行积极展开产品和业务创新，大量介入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

　　法律的不完善导致“恶意而无效的地盘争夺和代价高昂的不确定性”，而监管缺失引发的过度投机又成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在此背景下，美国2010年7月通过了专门针对场外衍生品的《华尔街透明度和责任法》，将场外金融衍生品按品种功能和交易功能进行分类，并将监管权限在不同主体间进行分配，同时强调协调和合作，通过强制性的磋商和协调机制来达到统一的监管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大量参与CDS等金融衍生品交易给市场带来了极大风险，《华尔街透明度和责任法》通过的“沃尔克规则”禁止受联邦担保的银行进行金融衍生品自营交易，将银行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业务限制在套期保值和做市商活动，同时，又通过“林肯规则”将银行的互换交易业务剥离到其资本独立的子公司。“沃尔克规则”和“林肯规则”的共同作用将极大地减少银行在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参与度。

8. 龙源期刊里面的一篇文章《金融博览》2011年第2期 论坛栏目里面的文章适应金融发展需要重塑监管框架悬赏！

适应金融发展需要重塑监管框架
作者：李扬
字数：3327    字号:大 中 小   发端于美国，然后迅速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和全球的金融体系，而且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现在看来，本次危机的影响程度之深、破坏范围之广，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70年代的滞胀危机。 
  本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及其监管架构的诸多缺陷。为了重塑美国金融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重演，避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因进行风险过大交易招致重大损失而不得不由政府出手救助的局面再次发生，美国从2009年起，进行了“大萧条”后最大规模的金融修法活动。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至此，本世纪美国第一项重要的金融监管立法尘埃落定，《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终于面世。 
  这部新的历史性法案由16部分构成，共800多页，1000余条，对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交易商、投资咨询机构、会计制度、上市公司等在内的金融体系运行规则和监管架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与修订。新监管法案只是确定改革的框架，其实施还有待相关监管当局制订进一步的细则。 
  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占据最重要地位，其国内发生的变化会对全球产生重要的实质性影响。鉴于世界各国的制度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会追随美国脚步，至少在重要方面刻上美国版的痕迹，新监管法案将对全球金融监管制度产生巨大的溢出影响。因此，中国的金融学界必须认真研究这一法案：既从中观察新的国际动态，以备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所用；又从中吸取精华，为我国的金融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新监管法案中诸多言及统一、加强、限制、综合、防范的条款，很容易给人“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归”的印象。但若仔细分析体会新监管法案对于现存的金融运行机制，特别是对在危机中备受责难的金融创新的态度，这样看可能更为适当：在提供一套更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同时，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保留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 
  一是金融监管架构应适应金融体系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极大变化。 
  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在竞相追逐高额盈利的压力下，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边界日趋模糊：商业银行进入投资银行的领地，自营的表外风险业务超过了传统的贷款业务，“经营”和管理风险更成为其新的主营业务；投资银行通过日益做大的自营部门，发展出内部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则开始同传统基金争夺业务；养老基金、保险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也开始引入其他机构正在规避的风险资产。 
  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花样翻新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日新月异，导致了金融脱媒现象的发生。传统银行业的营利能力、商业模式受到了致命冲击，其规模也日益萎缩。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日趋加强。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和交易品种的不断丰富，致使更多的金融交易从传统的金融机构转移至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体系开始转向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新金融体系。 
  金融领域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在美国金融监管法规的变化上。从1980年的《储蓄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1982年的《储蓄机构法案》、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执行法案》，到1991年的《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案》、1994年的《州际银行与分行效率法案》、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直至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美国的金融监管一直朝放松的方向发展。虽然2002年为应对安然事件通过了《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萨班斯法案》），但那也颇多虚应故事的意味，放松管制的趋向一直没有改变。 
  与上述一系列监管法规相比，新监管法案的突出特点是终止了美国立法中继续“去监管化”的趋势。但是，它恢复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入手之处和强调的重点，并不像人们基于直线式思维所预言的那样对金融自由化趋势大动干戈，更很少援用事先被人们大肆渲染的、其本质趋向于重新划定金融各业之界限的“沃尔克法则”的精神。相反，几乎完全认可了美国金融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变化，只是通过调整监管架构和监管规则使之适应金融体系新变化的方式，来寻求管理金融体系上述变化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就此而论，新监管法案同产生于“大萧条”之中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精神上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认为，新监管法案的立法精神，是在保留过去三十余年金融自由化的基本成果、确认市场化仍是美国金融业未来发展基本方向的前提下，致力于改善和提高金融监管的技术和艺术，并将其尽可能覆盖到所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所有的金融市场和所有的金融机构上。 
  二是重在构建监管架构而非进行实质性管制。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以及更好地保护金融投资者和广大消费者利益，新监管法案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金融研究办公室、联邦保险办公室等一系列新机构，同时撤销了储蓄机构监督办公室，将监管权力移交给货币监理署，强化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等机构的权力等。这些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在这些纷繁变化的背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监管当局之间权力的调整，很少发现直接对金融市场的自由运转施以限制的意向。例如，新监管法案将过去由各监管当局承担的消费者保护职能统一移交给新设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但这一新设机构更多承担的是协调之责，而没有增加多少新的监管内容。再如，新监管法案要求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提高审慎标准，但一方面，它没有对这种标准直接作出规定，而是授权联邦储备理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提出的改革方向主要是提高资本充足率，而后者正是市场化的防范风险的手段。再如，虽然新监管法案将对冲基金、场外衍生品交易等纳入了监管范围，但是，法案就此而提出的治理方略主要是程序性要求，比如注册、登记和集中清算等，并没有对其业务活动作出直接限制。应当说，新监管法案的立法精神并不在于为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设定具体的比例、指标和要求等，而是致力于为美国金融监管的未来发展设定体制架构，并指明发展方向。 
  三是重于提供“更好的监管”而非“更强的监管”。所谓“更强的监管”，其主旨在于程度不同地限制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而“更好的监管”则意味着既要有效管理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又不应妨碍市场主体的自由经营。本次金融危机固然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着疏漏，存在着“无法可依”的问题，更暴露出原有监管体制未能被有效贯彻执行，更严重地存在着“有法不依”的问题。对贝尔斯登和雷曼破产案件的事后调查显示，在原有的监管架构下，如果严格执行原有的监管规则，这两家公司本可被拯救，但是，由于那些监管规则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导致形势恶化，这两家公司终于落此灭顶之灾。这意味着，如果金融监管能做得“更好”，即便是在原有的监管架构下实施原有的监管规则，也不至于使危机如此一泻千里。基于这一认识，强化监管当局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提高其监管执行能力，成为新监管法案关注的重要内容。 
  总体上说，新监管法案呼应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发展和创新的现实，为解决金融体系新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路径。至于如何加强监管，虽未给出确定答案，但无疑增强了监管架构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为确保未来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奠定基础。 
  新监管法案的立法意图是维持金融稳定，但是，贯穿其始终的则是这样的认识：金融稳定只是手段，金融和经济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因此，虽然新监管法案的要义在于维护美国金融体系稳定，但是，在金融全球化竞争的压力之下，我们清晰地看出法案发展主义的导向：字里行间所体现的主要倾向，是要求金融监管适应金融的发展，而不是削足适履。这种立法精神，值得中国在改革金融监管体系中认真借鉴。（本文节选自《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序，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