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俩种经济思想目的不同在何处

1. 中西方俩种经济思想目的不同在何处

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思想上看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
由于两种文明与地地域文化涵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两个...基于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思想条件等颇为复杂的原因,首先,人类越往前追溯,地理环境的作用就越大.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静态文明,西方文明是动态文明；有人认为中国文明否认独立人格,西方文明重视人的尊严；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等等.大多心里早就有了某种预先定下的框框,为了宣传自己的看法,只选择了一些为我所用的事例立论,未免片面肤浅,不够全面深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难以取得人们的共识.我们不是国粹派,只说好的；也不想骂什么丑陋的中国人,只说坏的.我们不是假洋鬼子,崇洋媚外；也不想骂什么丑陋的外国人,盲目排外.或者胡乱举几条贫穷弱愚私等表面现象,或者硬说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因而不会行跪拜礼,等等.这些看法不能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中西文明的基本差异究竟在那里呢?学术界有过热烈地讨论,我们在比较诸家的说法之后,逐渐明确地认识到：
1,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注意天人合一；而西方文明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中,就出现崇尚力量和求知的传统.《圣经》认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克服对方,而是为了在行动中征服自然.笛卡尔认为“清楚地了解水、火、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这种思想固然对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过分夸大精神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作用,忽视征服、占有自然可能引起来自自然界的报复,未免偏颇.
中国文明则以《周易》为代表主张天人协调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汉宋以后发展成为“天人合一”说,天地万物为一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物而两体”,莫不有道.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在天则为天道,天地万物都有其发展的规律；在人则为人道,以仁义礼智为准绳.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应该服从这种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这种思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过多地强调了自然界与人的共同规律,忽视了各自的特殊规律,把封建道德永恒化,人在自然界面前限于被动,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2, 在家庭关系上：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二是在家庭关系上,中国文明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明则以个人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人类家庭的历史,一般说来经历了原始社会血缘家庭、家长制公社家庭和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等几个阶段.公社家庭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实际上是包含着几代人的家族大家庭,处于中间阶段,财产公有,家长的权力很大.各个国家的家庭形态的发展很不相同.
在西方,家长制家庭公社进入阶级社会后还存在,公社虽然处于一个家长的管理下,但是经由选举产生的,权力受到限制,原始公社的纯朴性保留较多,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致受到压抑和剥夺.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不变质.日耳曼的家庭公社存在了几个世纪后才演变成马尔克公社,土地从公有交由个体耕作,演变到永久占有.希腊罗马的私有财产出现较早,个体家庭的出现也较早,开始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到中世纪后期以后,私有制深入到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乃至夫妇都各有各的私有财产,父权、夫权退居次要地位,这就为每个成员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也就为个人本位主义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性,有其明显的优越性,家庭内部较为民主和平等,使西方人习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去独立的求生存、求发展,而不依赖父母,不依赖家庭.但也由此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使家庭关系处于冰冷的金钱交易中,容易出现家庭危机.
在中国,由于治水等集体工程的需要,国家的出现较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制存在的时间较长,私有财产薄弱,宗法制家庭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近代,宗族势力很强,家长的权力很大.家长制家庭实行同居共财制度,各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必须仰赖家庭的共同财产生活,家庭的命运也就是个人的命运,这就不能不以家族为本位.同时,由于缺乏民主管理的机制,父权、夫权及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道德原则,便显得很有必要,什么三纲五常、四伦八德便陆续制定出来.家庭本位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重视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娼妇随之类,其实质实际上是对家庭成员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按照这种制度,家长掌握家庭的全部财产和收入,子女不管长多大,经济不能独立,必须由家长抚养.父母有抚育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四世同堂、五世同居的事例很多,备受人们的青睐,传为佳话.但这种家庭制度的负面影响也十分严重,家庭内部等级森严,经济不独立,成员依赖成性,缺乏竞取精神,屡代同居,生机日促,嫉妒诟啐,家庭内的矛盾层出不穷.
3, 在民族关系上：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三是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明的传统是维护民族独立,不向外扩张,理想的模式是通过教化,协和万邦.西方文明讲究竞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别的民族、统治世界,往往被当权的统治者采纳付诸行动.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希腊人掠夺奴隶、土地、财富、不断向外扩张、侵略的行为辩护说：野蛮人天生就是奴隶,希腊人无论走到那里都不应该成为奴隶,奴隶主天性优于奴隶,天生就是经济的组织者.希腊后期,斯多葛派还提出世界国家的概念,每一个人天然属于统一的世界国家的公民.这种思想在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广阔地带的罗马帝国十分盛行,当时的人们认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帝国的首脑应有无限的权力,有权对被征服的民族进行统治.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把全人类分为选民和非选民,即注定得救的人和注定灭亡的人.他主张采取残酷的手段,同反对正统教义的教派作斗争,为教会进行侵略扩张的野心服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法、德、意等国先后结束了内部封建割据,建立起民族国家,形成了一个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反抗神权、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它支持向后进地区侵略扩张,把广大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变成殖民地,也有其丑恶的一面.
在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一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中国文明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最早见于《尚书》的《尧典》和《禹贡》.《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意是说：举用德才兼备的人,使各族内部（九代人）团结和睦；各族的人团结和睦了,又表彰百官中的好人好事；百官的事务处理好了,又努力使各族之间协作和平、亲如一家.《禹贡》把“天下”按距离王城的远近划分为“五服”,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王城外五百里为“甸服”,是天子的领地,贡纳粮食；甸服外五百里为“侯服”,是警卫天子的地区,提供卫戍劳役；侯服外五百里为“绥服”,是安服天子政教的区域,要接受教化,熟悉武事,保卫天子；绥服外五百里为“要服”,是通过盟约使之服从的地区,只要求守平常之教,赋役减轻；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即蛮荒之地,人无定居,只能顺其俗而治之.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按不同地区民族进行不同方式、政策处理的精神,确实是非常可贵的.夏、商、周王朝的统治者施行分封制,一方面通过分封子弟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据点；一方面通过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首领的方式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华夏族和蛮夷族在数百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同化融合为一体,到秦汉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汉族.此后,历代王朝虽然政治上屡有变迁,但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始终未变.汉族,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在政治生活中也常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士大夫中难免存在一些“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但“华夷之别”,主要是立足于文化水准,而不是诉诸种族的类别.只要在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与汉文化融为一体,戎狄蛮夷也就被视为华夏炎黄子孙了.历史上不少王朝施行的多是“顺俗施化”、“用夏变夷”的民族政策,有利于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使得汉族能够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保持密切的关系,逐渐融合成为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民族极为珍视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对其他民族的骚扰和侵袭,基本上采取的是防御政策,长城的修筑,就是这一政策的明显体现.少数统治者热衷开疆拓土,往往受到舆论的谴责.杜甫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垢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侵扰,大多是在坚决抵抗的同时,采取怀柔、安抚、和亲、互市的政策,宽大为怀,友好交往.即或少数民族的首领在某些时候掌握了中央或地方政权,在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推行“汉化”,接受“顺俗施化”、“协和万邦”的传统政策.从唐太宗对境内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多用加封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的形式,让他们继续统辖本族,并可到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担任官员.明王朝实行“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土官与汉官参治”的办法.到孙中山建立民国,主张“五族共和”,咸与维新.无不表明中国文明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爱好和平、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优良传统.
4,在思想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与惟我独尊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四是在宗教信仰上,中国文明的宗教观念淡漠,兼收并容,信仰多神教；西方文明的宗教观念浓厚,惟我独尊,信仰一神教.宗教,是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的产物.这种神秘 力量 具有绝对权威,主宰着自然和社会,决定着人的命运与福祸,因而对之产生敬畏和崇拜.每个民族都有其敬畏和崇拜的民族之神.
在西方,最先出现过许多具有民族性质的古代宗教,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波斯、古犹太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宗教等 .这些宗教大多随着其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随着世界各地区文化交往的日趋频繁和人们对自然及自我的思想认识不断加深,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超越民族人种局限、突破国家地区界定的世界性宗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佛教约公元前6～前5世纪起源于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旨在以此来反对婆罗门教.公元前 3 世纪被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奉为国教,开始传入亚洲各国,某些地方达到了政教合一的程度.19世纪以来,传入欧美各国,真正造成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产生于罗马帝国 时期 的巴勒 斯 坦,随即流传到帝国全境,并于4世纪末立为帝国国教 .罗马帝国衰亡后,基督教征服了整个中世纪欧洲,教会控制了不少国家的政府,后又随着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 海 外 殖民扩张活动而传入非洲、美洲和亚洲等地,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伊斯兰教产生在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到 8 世纪初发展到欧、亚、非三洲,后来又从阿拉伯世界扩展到波斯、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不少国家奉为国教.并逐渐传入欧美国家.佛教崇拜释迦牟尼,基督教崇拜上帝,伊斯兰教崇拜真主,同属一神教,宗派意识浓厚,不仅与其他宗教不能相容,同一宗教的内部也因派系不同而矛盾甚深,不时爆发出来的宗教狂热,有时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激化成为长年累月、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在世界史上都很有名,影响很大.西方宗教的组织严密,宗教场所辉煌,宗教仪式隆重,教规守则严格,教徒的宗教意识很浓,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教徒的科学思想提高了,虽然不再相信某个超人的神,但仍然不自觉地把宗教活动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影响之深可见一般.
在中国,远古社会的原始宗教活动,以敬天祭祖为特征,但“祭神如神在”,并不特别隆重；“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观念十分淡泊.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活动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从未建立过严密的组织,成为严格意义的宗教.战国时,燕齐沿海地区出现“形神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西汉时,流传托黄帝而言神仙之术、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东汉中期,开始形成有组织的道教,属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后来并与其他宗教派系融合,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局面.与西方流行的一神教不同,道教属于多神教.崇奉的神灵主要有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英雄神：如关帝、岳王等；守护神：如门神、灶君、城隍、土地、妈祖等：以及行业神、功能神、职能神,如药王、财神、瘟神、蚕神等.中国文明对宗教的态度比较宽容,只要遵纪守法,就准予传布.佛教于公元1世纪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在其汉化过程中,与儒道思想结合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基督教在7 世纪时以景教的名称传入.伊斯兰教在唐、宋之际传入,逐渐在回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扎根.犹太教于唐代前后传入,来华犹太人曾在开封等地形成过自己的社区,后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被同化.中国文明中的宗教活动大体以 3 种形式而存在,一为兼容并包,不仅出现过儒、佛、道三教并存合流的局面,而且其他外来宗教也能广为流传.二为民间文化和群众祭天娱神等村社宗教活动相结合.三为封建帝王以郊祭、庙祭和封禅大典等形式,构成的独立于各宗教之外的世俗君王的宗教活动.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任何一种宗教都可以自由传播,但都没有达到支配地位的高度,未能长期控制世俗政权,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宗教狂热,因而也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宗教战争.
5, 在思维方式上：和谐统一与分别对抗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五是在思维方式上,中国文明企求和谐与统一,西方文明注重分别与对抗.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肯定万物变化的规律性,指出宇宙中存在着矛盾、对立和转化,统一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又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产生的.”同时他也赞美和谐,认为和谐是由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特别注重的是对抗和斗争,使他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这种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直到黑格尔那里仍表现的十分鲜明,“抽象的自我同一,还不是生命力,肯定的东西是由于在自身中就具有否定性.”他侧重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近代西方文明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培根和洛克为代表,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中来,以形而上学对抗辩证法,认为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个事物不能是它自身又是别的.这种抽象的同一性观点,陷入在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用它去把握世界的结果,必然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看到的当然只是分别与对抗,并不符合事物对立面辨证统一的实际.
在中国,观察、处理事物的思维方式,一直具有辨证的传统特点,而且非常强调统一、和谐与中庸.《老子》：“万物得一以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万物的根本.《内经》说：“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任何事物总是存在矛盾的,一分为二；但又出于统一的共同体中,合二而一.对立面的统一与差异,实乃辩证法的核心.二（对立）乃一（统一）的固有内容,一乃二的的本来依据.人的思维方式必须符合这个事物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说必须把矛盾和差异当作统一体固有内容来把握的同时,又要把统一和和谐当作矛盾与差异的本来根据来把握,才能探索到事物的本质.企求统一与和谐,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周易》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朱熹解释说乾元“贯乎天德之始终,故曰统天.”离开统一就无法谈问题.不同因素的统一与和谐,才能使事物得以生长和发展.《国语》：“和实生物”.《乐记》：“和,故百物化焉.”《淮南子》：“田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万物.”《正蒙》：“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如何才能使矛盾差异达到和谐统一呢?这就需要采取中和、中庸之道.《礼记》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办法,不要走极端.称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朝的二程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用这种思维方式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态度公允,宽严适度,不激化矛盾,才可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正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才使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家庭、民族、宗教等问题时,一以贯之的出现了中国文明重统一和谐,西方文明重对抗斗争的两种倾向.
中国传统文明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在天地人“三才”中,人处于中心的位置.无论儒法两家的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的重天道轻人道,最终还是天听自我民听,天人合一,天道实乃人道的投影.民以食为天,最为现实,人道最为重要.春秋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很少讲天道,他说的“士志于道”,就是致力于人道.《周易》认为“人道恶盈”,强调“立人之道”.人道,首先要解决人的衣食问题,还要维持社会秩序和进行思想教育.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只注意生活问题是不行的.王夫之提出“以人道率天道”.戴震认为“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者,皆是也.”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重人事必然轻宗教,重现实必然轻来世.
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东方古国、古典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近现代西方等几个大的阶段.与中国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传统不同,外国文明的中心似乎屡有转移,各领风骚数百年.当然也有其一以贯之的东西,大多是对人的个性的提倡,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对民主法制的向往,对物质利益的肯定.因此,其基本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个体主义精神、功利主义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

2. 西方经济

1. 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3.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4. 新古典经济学 

　　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马歇尔外，早期还有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则有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属于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属于奥国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属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属于美国学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5.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1929年10月24日，以纽约股市暴跌为起点，爆发了持续7年之久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在1933年3月4日就职后，立刻大规模干预经济，史称“罗斯福新政”（Roosevelt New Deal）。在此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严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原理，主张由政府干预来拯救资本主义，人称“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弥合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分歧，遂形成所谓“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认为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于经济繁荣状态，属于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适用于经济萧条状态，属于宏观经济学。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1版）是这一学派形成的标志，1961年《经济学》第5版开始使用“新古典综合”一词。至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波尔丁1948年版《经济分析》一书第2版中。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因此政府应根据“逆经济风向行事”原则，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干预，以促进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该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1937年在《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文中最早提出，后来为美国经济学家汉森1953年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推广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汉森模型”（Hicks-Hansen model）。 

　　直到1980年代以前，新古典综合派一直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但由于不能解释1960年代通货膨胀和1970年代“滞胀”（Stagflation），受到了许多非凯恩斯主义流派的激烈指责，催生了“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school）。非凯恩斯主义流派基本情况如下： 

　　（1） 货币主义学派（Monetarism）又称“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急先锋，其创始人及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50年代就开始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长期内存在“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当劳动市场在竞争中达到均衡时，由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实际因素决定的固有的失业率，包括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和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等。自然失业率是保持零通货膨胀率的最低失业率，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短期内由于货币幻觉，实际工资（Real wages）暂时下降，厂商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但长期内，由于“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工人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Nominal wage），引起实际工资和失业率回升，结果仅仅是通货膨胀（Inflation）。 

　　弗里德曼还提出“恒常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of consumption），认为消费者不是根据现期收入而是根据“恒常收入”来安排消费，因此短期内扩张性政策不可能刺激消费，再次否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 

　　弗里德曼认为“唯有货币最要紧”，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Single-rule policy of money），即每年根据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按某一固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以稳定货币，稳定经济，根除滞胀。而要稳定货币，就必须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纳（K. Brunner）在《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首次袋子使用“货币主义”一词。 

　　（2）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expectations school） 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思（John F. Muth）1961年发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一文提出“理性预期”概念，1970-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2001）进一步阐述，受到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华莱士（Neil Wallace）、巴罗（Robert J. Barro，1944-）等人重视。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根据相关信息对经济发展作出正确预测，即所谓“理性预期”。在存在理性预期并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前提下，人们将会预料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并采取相应对策，使之无法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和失业，即所谓“政策无效性定理”（Policy ineffectiveness theorem）。主张政府放弃干预经济，或实行公开的永久不变的政策。 

　　该学派还提出自然率假说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自然率假说（Natural rate hypothesis）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外力可以暂时打破这一平衡，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平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朗恩（John Long）、普洛塞尔（Charles Plosser）等人提出，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随机波动现象，由技术、战争、人口、自然等实际因素对供给发生冲击引发，市场能够自动调整适应，无需政府干预。 

　　（3） 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又称“里根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刺激总需求，使人们过度依赖政府，另一方面导致高税收，抑制企业家的积极性，影响供给，结果导致经济滞胀。该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Say's law），主张减税节支，减少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刺激企业家精神，促进供给。但实际执行时，“减税容易节支难”，造成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高外债等一系列恶果。 

　　供给学派又分“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前者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拉弗（Arthur. B. Laffer，1940-，又译“拉弗尔”、“拉菲尔”等）为主要代表，用“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为减税提供理论依据。后者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Stuart Feldstein，1939- ）为代表，提出“费尔德斯坦曲线”（Feldstein curve），认为：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引起资本形成率下降，即财政赤字与资本形成存在替换关系；在保证资本形成率不变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代表作《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 

　　（4）新自由主义学派（Neo-liberalism）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仅指以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阵地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等，故又称“新奥国学派”、“新维也纳学派”、“伦敦-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等。 

　　该学派崇尚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强调个人无需服从任何人，只需服从法律，法治的关键在于保证个人自由。反对人治，认为人治导致权力被滥用，即使权力被思想高尚的人掌握，也会给社会带来祸患。主张思想自由，认为思想国家化是“真理的末日”。主张经济自由和私有制。对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认为是由于货币供给不足或投资过度造成的，市场能够自行调节，无需国家干预。对于1960-1970年代发生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认为是由于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使市场机制受到干扰，以及政府扩大财政赤字造成的。因此，主张“货币非国家化”，由私营银行提供竞争性货币。 

　　（5） 新剑桥凯恩斯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 又称“凯恩斯左派”、“李嘉图学派”，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从收入分配角度着手，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而投资率取决于储蓄率，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储蓄率也分解为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与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两部分，当利润占的比重提高时，整个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必然伴随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财政干预政策，也反对自由放任政策，认为前者只强调充分就业，不问就业的具体内容，导致“繁荣中的贫困”；至于后者，则认为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器，1930年代的大危机就证明了它的失败。对于货币主义者推崇备至的货币嗤之以鼻，认为货币与产量之间仅存在微弱的联系。最后，该学派主张通过税收和补助来消除社会收入不均等和阶级差别等改良主义措施。 

　　（6） 市场非均衡学派（Unequilibrium school） 以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Jean-Pascal Benassy）等人为代表，认为均衡是偶然的，非均衡才是经常的。在非均衡条件下，经济运行遵循“短边法则”，即由最短缺的一边来决定经济变量的取值。现代宏观经济既可能由于总供给不足，导致“新古典失业”，也可能由于总需求不足，导致“凯恩斯失业”，新古典政策和凯恩斯政策都有用。 

　　（7） 新制度学派（Neo-system school）该学派主张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实际上囊括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该派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支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和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另一支以美籍英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 ）为代表，主张自由放任。 

　　加尔布雷斯1973年出版《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提出“二元体系理论”（Dual economy system theory），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少数大企业组成的计划体系（Planning system）和大量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Marketing system）组成，计划体系实力雄厚，能支配环境，市场体系则只能受制于环境，政府通常偏袒计划体系，导致市场原则让位于计划原则，企业不再追求最大利润，而代之以稳定和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统统失灵。主张扶持小企业，抑制大企业，实现收入均等化。希望科技教育界培养一批有新观念的人进入国会，通过立法施行改革。 

　　缪尔达尔1944年发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文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Theory of circular and accumulative causation），认为：社会经济诸要素之间不是均衡关系，也并非趋于均衡，而是一种循环累积运动，“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据此解释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认为二者互为因果，累积循环。后又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提出改良主义政策主张，包括权力结构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等。 

　　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解释企业形成的原因，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则只要产权明晰，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来消除外在性现象，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8） 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1962年他与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22- ）合著《同意的计算》一书，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政府行为，认为：政治家是理性经济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政治活动就是许多不同利益集团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的交易。政治交易通常通过一定的投票规则进行决策，在民主前提下，政府的决策会反映“中间投票人”（Median voter）的利益，但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政府的决策往往倾向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而特殊利益集团则会有意识地影响政府决策，从中谋取好处，即所谓“寻租”（Rent seeking）。政府的职责本来是代表公共利益，弥补市场机制不足，提供公共物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导致“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或“公共失灵”（Public failure）。因此，对现行民主制度表示怀疑，主张按市场机制思路，完善政府规则，防止滥用权力。经济方面，主张有规则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干预。 

　　6.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新动向 

　　199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新发展阶段，帕金（M. Parkin）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学的曼昆和萨墨斯，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兰查德和罗泰姆伯格，哥伦比亚大学的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1940-）和耶伦，威斯康辛大学的格特勒，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伯南克等。主要特点：（1）强调政府有用；（2）强调用微观经济学原理解释宏观经济现象；（3）加强了对市场垄断势力、价格歧视、信息不对称、外在经济、博弈论、委托-代理关系、公共物品等现象的研究；（4）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取代IS-LM模型；（5）各流派融合发展。

3. 西方经济

利润Q=TP-TC=640Q-Q^3+20Q^2-240Q=-Q^3+20Q^2+400Q.
最大利润函数的导数为Q‘=-3Q^2+40Q+400,此时，当Q=20的时候，Q’=0，此时最大利润为TP-TC=12800-4800=8000.

4. 西方经济

假定产品价格为p
利润pi=p*Q-wL-kK=p*Q-15L-30K
对于1阶导数最优化：
pil'=p(20-12L)-15=0
pik'=p(20-12K)-30=0
得到K=(5+12L)/2
带入成本方程TC=15L+30K=660
解出L=3，K=20.5

厂商应该购买3个劳动力，20.5个单位的资本品。

5. 中国经济发展和西方经济发展的同异点

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特点是实行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其思想渊源包括了新康德主义、基督教教义、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凯恩斯主义等方面。[11]在多元理论的指导思想基础上，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要建设多元民主，具体在经济方面就实行经济
民主，即是指混合经济体制制度。此经济制度包括国有经济成分、私有经济成分等多种经济成分。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是主张实行全面的国有，也不主张实行传统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要求注重公共利益，注重满足公共目标，加强国家干预，以此来改善国民生活状况和国家的经济实力。混合经济体制是其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在现阶段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对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和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具体而言，实行混合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是源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局面，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科学地发展，以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步入共产主义。【摘要】
中国经济发展和西方经济发展的同异点【提问】
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特点是实行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其思想渊源包括了新康德主义、基督教教义、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凯恩斯主义等方面。[11]在多元理论的指导思想基础上，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要建设多元民主，具体在经济方面就实行经济
民主，即是指混合经济体制制度。此经济制度包括国有经济成分、私有经济成分等多种经济成分。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是主张实行全面的国有，也不主张实行传统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要求注重公共利益，注重满足公共目标，加强国家干预，以此来改善国民生活状况和国家的经济实力。混合经济体制是其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在现阶段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对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和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具体而言，实行混合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是源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局面，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科学地发展，以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步入共产主义。【回答】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取向是实现社会自治和社会责任感的普遍实现，只有建立起一种把各种形式所有制和监督手段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体制，追求目标是经济增长、社会繁荣、人人都能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成果，“在不断扩大的自由中消除屈辱的依附状态和经济剥削”。[14]实行混合经济体制，解决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弊端，实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架内的自我完善。在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方面，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是社会党国际的政策方针，在社会党国际成员国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有助于社会党国际实力和影响的发展壮大，推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的前行。简言之，国家实行混合经济体制的目的是通过混合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民主，进而实现政治民主、社会民主以及国际民主。
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而言，在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封建主义影响较大下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实行混合经济体制首先是出于解决我国生产力多层次、总体水平低下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状况。通过国家政府的干预调整在总体层面上优化全社会的生产力结构，提高生产力水平，尽早地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改变“时间的叠合”的状况，建设高水平惠及更多人口的小康社会。其次，从终极目标来看，现阶段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培育市民社会群体及其权利意识，尤其是民主权利意识，使得从经济多元化上升到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民主，建立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四位一体”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再次，从个体角度而言，改变我国实行了数十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千余年的封建体制及其思想的束缚，实行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体制，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社会存在或者是经济基础，对非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必将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思想的解放，长远地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回答】
混合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在两者之间是基本相同的，即是存在着私有制与公有制等不同经济成分，公有经济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不同的经济成分在中西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很大的差异。
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体制中的比例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私有经济必然是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体制中的核心要素，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占据绝对的份额。私有经济分布广泛，覆盖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市场和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以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瑞典为例，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各行业的私有比例如下：钢铁业86%，化学工业92%，森林业89%，食品业84%，汽车工业100%，银行91%，农业100%。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混合经济体制的核心，公有制经济只是私有经济的补充。
在我国的混合经济体制中，公有制经济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私有经济成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于非主体地位。国家计划指令在资源配置方面逐步让位于市场和价值规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保障，也是发挥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前提，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物质基础。【回答】

6. 评价西方经济思想的演进?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7. 近代中国与西方在政治 经济 思想上的不同

政治：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有戊戌变法甲午中日战争，鸦片战争等
而西方国家则已经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任然为主要的，官僚资本也很多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蛮大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好，阻力也较小
思想：封建思想为主，有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
西方主要就是资本主义思想

8.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

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时有：Qd=2000-10P=Qs=500+20P,解得市场的均衡价格P=50；
由厂商成本函数可得到MC=3Q2-8Q+15；
厂商短期均衡条件MR=MC=P=50，解得，厂商均衡产量Q=5；
MAXπ=PQ-STC=50X5-STC(5)=100.